关于皖南传统村落中公众参与保护建设的引导建议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省市政府的支持,也更需要村镇和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如何用有限的村镇与村民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参与现阶段的传统村落保护,是当前保护发展工作的主要任务。本文以皖南地区为例,提出构建保护协会机构、诠释村落文化特色、建设村落文化交流中心、组织村落环境整治和区域联动5个方面,引导村镇和村民积极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建设。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通知(苏环规〔2023〕2号)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现将修订后的《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2023年12月29日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第一条为保障公众生态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浅谈县级图书馆如何参与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从图书馆的职能要求，提出县级图书馆如何参与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约283户藏族牧民通过翻译进行结构式访谈,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主体角度探讨了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域约87%的牧户认为生态保护对牧户有好处,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近70%的牧户是在政府主导下基于有限理性而被动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2)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意愿主要受当地政府的保护力度及牧户对生态保护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生计水平、外界接触程度、工作机会的正影响,并受牧户的年龄、离中心城镇的距离和区域气候恶劣情况等因素的负影响,系数依次为:2.22、3.98、1.93、2.26、1.48、-1.63、-2.43、-0.92。(3)牧户的生计水平、退化感知和外部性认知是影响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牧户出于自身利益和未知风险考虑下被动的响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环境知识宣传和保护投入影响下个体的抉择结果。(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解决牧户的单一化生计问题,构建完善地生态补偿机制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并激励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生态保护、牧户幸福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大众参与——以主客位视角为中心的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人的自觉、自愿、积极的参与,然而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由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的歧异、对参与的肤浅化理解、政府角色的定位失误等原因,导致大众参与的普遍形式化与虚无化,形成一定程度的"缺席关怀"、"参与专制",有可能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有鉴于此,需要基于对主位观点的尊重和了解,充分汲取草根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激发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自觉,使其真正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开发、监测和评估,实现参与式的保护。

法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原则的实施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对法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中的主体、程序保障进行了阐述,借鉴其优点,对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历史考察和反思

考察公众参与立法的发展历程,虽然呈现出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态势,但是,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完整的体系,具体立法内容不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予以反思和完善。

参与性在贵州自然保护领域中的应用与影响

贵州的参与性自然保护源于草海项目的开始。其理论建立在以人为本进行自然保护的基础上 ,工作的方法来源与 90年代初兴起的参与性农村评估 (PRA)。而传统的自然保护工作以自然为中心 ,强调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封闭式自然保护。自 1993年实施草海项目以来 ,来自国内外的发展工作者、自然保护专家、政府及管理机构的官员已经在参与性自然保护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尝试。参与性自然保护在贵州的发展可分为以下阶段 :(1)草海项目的实施 ,参与性自然保护的实践阶段 ;(2 )参与性自然保护思想及方法的传播 ,人力资源的培训 ;(3)参与性自然保护的再实践 ,草海参与性自然保护方法在其他保护区的推广 ;(4)参与性自然保护在贵州的深化 。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林权制度改革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户对森林资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林业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然而,随着林改在全国的深入开展,经济收益作为激励因素促进农户参与森林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基于文献研究,文章构建了社会资本视域下林改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的概念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正向调节林改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结论对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反思——以北京大栅栏地段院落调整为例

2010年以后,将原住民留下来并让他们参与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了学界与政策的主流方向。文章以北京大栅栏这个居住型历史街区的院落调整为例,讨论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的政策在执行中的难点所在。院落调整尝试了以居民为主体和申请式改造这两种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从中看到了居民维护隐私和利益的空间划界行为,紧张冲突的邻里关系和院落生活的丧失,看到了社区居委会以"政绩"为中心并强调"面子"的行动逻辑,也看到了政府基层社区治理的资源、能力的短板,以及与居民之间的信任问题。实践表明,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空间问题,而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目前面临着空间、认知、组织和制度上的四大困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在实践上能够有效推进的前提。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的道德价值基础——来自道德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性低主要是由于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时也缺乏从制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权力、途径和方法。这两方面问题的深层原因则是公众环境道德的水准不高,因此,从社会道德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水准和确立维护公民环境权的道德价值观。

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

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的现有法律依据谈起，介绍了国际上主要国家通行做法。从而说明在我国实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实施该制度的一系列措施。

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性认知比较及政策响应研究——基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右旗实地调研

以内蒙古阿拉善左右旗为调查地点,通过调查采访,研究当地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性认知特点,从草地资源使用者角度对阿拉善的草地保护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左右旗旗受访牧民40岁以下人群多数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较低,51岁以上人群注重生态保护,41～50岁人群处于2组之间;文化水平对受访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意识影响较小;受访牧民对国家、地方所制定的生态政策认识不同,牧民对阿拉善生态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部分受访牧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对减缓未来草地压力有益。

大数据技术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启示——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为例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其信息交互便利性、获取样本全面性等特点将影响科学研究的范式,不仅对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对法学实证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拟引入大数据技术为法学实证研究提供启示,并以大数据分析技术——回归分析、k-近邻以及决策树算法给出具体的实例测算,以指导实践(主要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为例)。

程序正义:公众环境权益保障新理念——《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解读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15年9月1日正式实施,《办法》主要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各种程序性权利进行了规定,是对《环境保护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在推动我国公众广泛参与环境立法、环境决策等活动的同时,《办法》实施的更大意义在于其体现的程序正义反映了我国新时期公众环境权益保障的新理念,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主要立足于《办法》中蕴含的程序正义理念,分析《办法》实施以前我国环境权益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根源与困境,并对《办法》体现的程序正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探讨。

参与式自然保护区——草海簸箕湾水禽繁殖区的建立

簸箕湾水禽繁殖区是中国第一次由村民自己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地。 1995年 ,草海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在草海实施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国际合作项目 ,应用参与式的方式 ,在簸箕湾村实施了以扶贫为目的的渐进项目 (TUP)和以社区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村寨发展基金项目 (CTF)。在这两个项目的基础上 ,1999年 12月 ,在国家环保局、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乐施会的帮助下 ,簸箕湾的村民实施了旨在为了长远的生态旅游为目标的水禽繁殖区保护项目。水禽繁殖区的建立 ,说明当地的村民也有环境保护的需求 ,在外界的帮助下 ,这种需求可以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这对贫困地区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区矫正中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权利保护

我国开展社区矫正以来,犯罪人的权利保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伴随着犯罪而存在的被害人的权利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与尊重。在社区矫正中基本上是以社区矫正对象(犯罪人)为中心或本位的,被害人基本被排除在社区矫正之外。在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和推进中,应重视和解决在社区矫正中犯罪被害人参与和权利保护问题。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状及缺陷

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欠缺精神要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公众参与范围较小、公众参与途径不够通畅等问题。本文拟对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并通过深入分析上述问题的成因,以期对今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构建有所裨益。

环保NGO环境保护参与权的法理分析和路径

民间环保NGO环境保护参与权问题,无论是法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有许多的问题亟待研究和探讨。虽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性制度等对民间环保NGO环境保护参与权做了一些基本规定,但由于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制度保障缺失,制约了民间环保NGO环境保护参与权的行使和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构建起保障民间环保NGO环境保护参与权的规范有序的参与机制、畅达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和良好的社会机制。

论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是公民社会运动、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结果 ,它与传统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 ,适应了环境问题的特征要求。通过公众参与机制解决环境冲突是各国环境政策、环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只有原则性的公众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规定及零散保护环境公众参与权的规定 ,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都很薄弱 ,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在我国尚未成为一项真正的法律制度 ,离建立该机制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基于此 ,本文将在公众参与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存在意义的基础上 ,对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改变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