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促进老年人有效参与劳动的途径

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28%左右,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105个国家的老龄人口比超过10%[1],老龄化局势严峻。对于老年群体如何安全度过晚年,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教育程度对妇女参与劳动的影响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迁,妇女接受教育的水准普遍提升,使女性角色趋向多元化。而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比例也正在逐年扩大。事实上。

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

自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且长期低于男性劳动参与率。受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因而与儿童照料相关的成本负担通常会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国进行托育制度改革后,公共托育体系的瓦解抬高了儿童托育服务的价格。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与儿童照料费用的不断增加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观察,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5年九期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利用了社区0~6岁儿童托幼机构的托儿费支出这一指标,综合使用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儿童照料费用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于城镇、受教育程度较低、30岁以下和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稳健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男性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后,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在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完善普惠托幼服务体系、健全女性就业保障制度和倡导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是提升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措施。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全面二孩政策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了适应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人们的生育预期和生育决策。那么,在老年人普遍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现实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数量效应来看,相较于子代生育一孩的老年人,子代生育二孩的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低36.3%,周劳动时间少26个小时。政策效应的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降低17.8%,周劳动时间减少近17个小时。隔代照料、托育服务和互联网信息获取是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中介机制。隔代照料需求增加是子代生育二孩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负向影响的一个显著机制,而充足的社会托幼资源与较高的就业信息可及性可以有效缓释这种负向影响。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效果主要来源于女性老年人以及子代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学龄前儿童的群体。

“事业家庭相得益彰”——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研究

老龄化社会加剧叠加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女性劳动参与的边际效应增强,微观上有助于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宏观上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了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会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这种影响经过内生性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这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可以增加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应急储蓄以及商业医疗保险投入,从而增强家庭风险管理能力;这种影响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中更明显;此外,高质量就业对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更显著效果,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产业结构从外部助推了这种影响。研究有助于完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性别结构分析,政府应进一步保证就业市场的性别平等,这可增强家庭经济韧性,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家庭劳动教育现状及其对幼儿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

以631名3~6岁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考察家庭劳动教育现状,并探究其对幼儿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家长劳动教育观念和劳动教育行为呈现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家长劳动教育观念得分显著高于实际的劳动教育行为;幼儿在家务劳动参与方面的程度偏低,其中自我服务劳动参与频率显著高于家庭服务劳动参与;家庭劳动教育类型分为淡漠消极组、忽视实践组、知行合一组,所占比例依次为5.2%、44.1%、50.7%;家长劳动教育行为在家长劳动教育观念与幼儿家务劳动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幼儿自我效能感在家长劳动教育行为与幼儿家务劳动参与之间起调节作用。

近代农家妇女劳动参与刍议(1929—1933)

近代农家妇女参与了维持家计的众多生产劳动,在不同劳动类型及农业区域,其劳动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基于1929—1933年20个省105个县10359个卜凯农户调查样本,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农家妇女的生产劳动特征,并进行了不同农区的比较。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中,“男耕”并非“女不耕”,但妇女的农耕参与称不上农家“半边天”;从不同农业区域来看,水稻地带的户均女性农耕劳动参与率比小麦地带普遍更高,但水稻地带内部的差异极大,女性农耕参与率最高的为水稻两获区,最低是水稻茶区;在副业生产的参与方面,农家妇女从传统家庭“女红”手工向工厂“女工”转变,但从事副业生产的机会约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且多集中于纺织行业,妇女在各项副业中的劳动时间投入与男性相近,在副业生产中支撑起了农家“半边天”。造成近代中国农家妇女劳动参与差异的原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与种植结构、家庭人口与收入、交通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等,自然条件、家庭情况与社会环境是决定其劳动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

农户电商参与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女性劳动参与为中介

农村电商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农民持续增收、释放农村内需潜力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2014—2020年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户电商参与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农户电商参与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并探讨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作用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户电商参与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且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农户电商参与对性别观念传统的家庭以及受教育程度高、非农工作时间长、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村女性所在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据此提出大力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电商生态以及赋能农村女性参与电商等建议。

初中生劳动参与与发展及其对社会情感能力和学习品质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教育质量监测的实证研究

有效实施劳动教育评价,既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体现,又是提高学生劳动素养的基本途径。基于浙江省教育质量监测数据,了解初中生劳动参与与发展现状,探讨劳动参与如何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和学习品质。结果表明,初中生劳动技能得分最高,但劳动参与得分最低;不同性别、不同地域学校初中生的劳动参与、劳动思维、劳动技能存在差异;劳动参与对劳动思维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品质,生活劳动参与和服务性劳动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为进一步发挥初中生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需着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思维,将劳动思维培养与学习品质提升相结合;增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造就更具社会适应性的未来公民;深化学生劳动参与体验,让他们在多样化的劳动中进行淬炼与创造;突显过程性评价导向,引领学生因劳动而成长。

比较优势、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比较优势对女性劳动者的生产消费行为影响加大。构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理论模型,并利用地理数据构造工具变量,研究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了家庭的生育行为,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越密集使用女性劳动力,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多;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机制综合提高家庭的生育行为;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和户主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且相较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对在民营企业就业员工的正向影响更大。在优化行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中,通过缩减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收入,进而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构建和谐幸福的育儿家庭环境。

劳动参与与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关联分析——以健康水平为中介变量

目的: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渐进式延迟退休背景下,了解劳动参与与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Logistic回归、负二项回归等方法,探究劳动参与对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以健康水平为中介变量,分析劳动参与对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路径。结果:劳动参与对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中介分析显示,劳动参与与中老年人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会降低中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率。结论: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应科学推进延迟退休政策,在提高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改善其健康水平,减少不必要的卫生服务利用,从而减轻医保基金负担,增加社会福祉。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T社区的数据

在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T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对数据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健康状况、做家务、家人支持和子女赡养费等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助推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和增强搬迁社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策略和思路。

家庭照顾责任对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来自CFP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采用混合logit回归和Fairlie分解的方法,实证分析城镇青年女性的家庭照顾责任对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顾责任对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整体表现为替代效应,且影响具有长期性。家务劳动和白天负责照顾子女显著降低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但仅晚上负责照顾子女对就业有促进作用,照顾父母的影响不显著。在分子女数量、分文化程度、分家庭收入水平和分城镇化水平的考察中,家庭照顾责任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城镇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青年男性,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主要源于其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差别。趋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弱化晚上负责照顾子女的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家园共育模式下幼儿参与式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研究

幼儿参与式劳动是指幼儿在家长或教师的引导下,亲身参与各种劳动活动,从而养成劳动习惯、提高生活技能和增强自理能力。这种劳动方式强调幼儿的自主性和参与性,通过实践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幼儿参与式劳动作为一种实践策略,可以为幼儿提供实践和探索的机会,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文章在分析目前幼儿园开展参与式劳动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分析家园共育模式下幼儿参与式劳动教育原则,探讨家园共育模式下幼儿参与式劳动教育实践策略,以期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意见方法。

中学生劳动意愿与劳动参与的一致性及其对劳动素养的影响

在当前大力推进学校劳动教育的背景下,探讨中学生劳动意愿与劳动参与的一致性对劳动素养的影响及学校劳动教育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对广东省5916名中学生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学校劳动教育与学生的劳动意愿、劳动参与、劳动素养两两正相关;劳动意愿-劳动参与类型不一且存在个体特征差异,不同劳动意愿-劳动参与类型的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不同;学段、性别和学校劳动教育是影响劳动意愿-劳动参与类型的主要因素,学校劳动教育调节效应存在异质性。为此,学校要在学科课程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融合上下功夫,全方位落实劳动教育,加强学校劳动教育的个性化设计,营造学校劳动教育过程的愉悦感,进一步促进学校劳动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

社会变革与代际动态:父母支持在当代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中的角色转变

本文旨在探讨父母支持在当代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中的角色转变,并分析社会变革和代际动态对这种关系的影响。通过回顾代际观念的演变、家庭角色分工的变化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的社会背景,并结合研究发现,父母的支持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呈正相关。父母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帮助可以鼓励女性追求职业发展,并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然而,父母支持对不同群体的女性可能具有差异影响,并受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父母支持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提供理论和政策的参考。

托幼服务发展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分析

本文深入探讨了托幼服务发展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托幼服务的历史演变、当前状况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强调了高质量托幼服务在促进女性就业中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服务质量、可及性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文章指出,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需要政策、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综合支持和改进。

养老金水平对老年人社会劳动参与的影响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延长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分析养老金水平对老年人社会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水平的提升总体上会抑制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平缓的倒“U”型曲线;配偶陪伴和健康状况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养老金水平对女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社会劳动参与的抑制效应更强。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实行更加科学的弹性退休制度;同时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

劳动参与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以劳动参与何以帮助学生获得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剖析“劳动幸福”的发生机制,阐释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劳动参与量表、家庭支持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634名5~6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参与、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两两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这启示学校应适当提升劳动内容的广度、精度与深度,多途径拓宽劳动实践的渠道;深度挖掘各类劳动场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全方位丰富劳动的内容样态;合力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一体化保障学生的劳动幸福。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