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研究

文章通过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现有保护模式，分析了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参与式保护的必要性，提出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式保护的运行机制，指出社区居民应成为保护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将保护和当地社区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参与式保护成为一种新的保护模式，值得在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推广。

社区联合参与式保护:一种新型集体林共管模式

结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陕西开展的秦岭大熊猫保护与社区发展共进项目,以长青保护区社区联合参与式保护与反偷猎子项目为例,介绍了社区联合参与式保护项目产生的背景、理念和思路、做法与成效,以及创新性地引入非传统保护力量参与社区资源管理的集体林管护模式．项目试图通过结合市场经济需求,吸纳企业和商家参与,彻底解决社区共管项目自身的持续性问题,促进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目标．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林权制度改革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户对森林资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林业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然而,随着林改在全国的深入开展,经济收益作为激励因素促进农户参与森林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基于文献研究,文章构建了社会资本视域下林改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的概念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正向调节林改与参与式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结论对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参与式自然保护区——草海簸箕湾水禽繁殖区的建立

簸箕湾水禽繁殖区是中国第一次由村民自己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地。 1995年 ,草海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在草海实施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国际合作项目 ,应用参与式的方式 ,在簸箕湾村实施了以扶贫为目的的渐进项目 (TUP)和以社区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村寨发展基金项目 (CTF)。在这两个项目的基础上 ,1999年 12月 ,在国家环保局、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乐施会的帮助下 ,簸箕湾的村民实施了旨在为了长远的生态旅游为目标的水禽繁殖区保护项目。水禽繁殖区的建立 ,说明当地的村民也有环境保护的需求 ,在外界的帮助下 ,这种需求可以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这对贫困地区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的西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以宁夏地区为例

详细介绍了宁夏地区非遗保护的现状,并对宁夏地区非遗数字化及数据库建设实情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宁夏地区非遗资源数字化及数据库建设程度不高,数字化信息展示方式单一,资源分散,没有建立起区域性资源共享的统一机制和平台;同时,宁夏非遗拥有者和传承人在非遗数字化创作、生产中话语权的缺失,使数字资源没有全面、立体地揭示出本地区非遗特有的非文字文化内涵及其活态性。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赋予传承人和拥有者参与非遗数字化保护权利的"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并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设计、制定区域性非遗资源共建共享的数据库建设整体方案及相关细则等方面给出了西部民族地区非遗数据库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推进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大众参与——以主客位视角为中心的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人的自觉、自愿、积极的参与,然而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由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的歧异、对参与的肤浅化理解、政府角色的定位失误等原因,导致大众参与的普遍形式化与虚无化,形成一定程度的"缺席关怀"、"参与专制",有可能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有鉴于此,需要基于对主位观点的尊重和了解,充分汲取草根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激发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自觉,使其真正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开发、监测和评估,实现参与式的保护。

濒危土家语保护新思路--参与式数字化保护

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发展背景,对土家语数字化保护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土家语数字化原料素材收集困难,土家语数字化成果少,数字化保护的参与主体积极性不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参与式发展理论在土家语数字化保护及数据库建设中的应用,从政府、图书馆和文化馆等非营利性机构、传承人、用户群体这4个主体范围入手给出了参与式数字化保护与数据库建设的路径。

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反思——以北京大栅栏地段院落调整为例

2010年以后,将原住民留下来并让他们参与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了学界与政策的主流方向。文章以北京大栅栏这个居住型历史街区的院落调整为例,讨论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的政策在执行中的难点所在。院落调整尝试了以居民为主体和申请式改造这两种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从中看到了居民维护隐私和利益的空间划界行为,紧张冲突的邻里关系和院落生活的丧失,看到了社区居委会以"政绩"为中心并强调"面子"的行动逻辑,也看到了政府基层社区治理的资源、能力的短板,以及与居民之间的信任问题。实践表明,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空间问题,而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目前面临着空间、认知、组织和制度上的四大困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原住民参与遗产保护在实践上能够有效推进的前提。

基于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的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以纳西族东巴文化为例

本文详细介绍了丽江地区纳西族非遗的保护现状,并对东巴文化数字化建设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发现了丽江东巴文化保护中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关于皖南传统村落中公众参与保护建设的引导建议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省市政府的支持,也更需要村镇和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如何用有限的村镇与村民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参与现阶段的传统村落保护,是当前保护发展工作的主要任务。本文以皖南地区为例,提出构建保护协会机构、诠释村落文化特色、建设村落文化交流中心、组织村落环境整治和区域联动5个方面,引导村镇和村民积极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建设。

后申报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忧与思

后申报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主要面临狭义文化观的束缚、意识形态标签的羁绊、大众参与的边缘化与政府的包揽、利益博弈与政治筛选导致新的文化不平等、"名录"阶梯化带来的文化阶层化、"名录"利益化带来的文化封闭性、经费难以保障等问题。应尽快研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价体系;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级警告与摘牌机制;通过立法与制度建设推动参与式保护,杜绝政府包揽及文化部门与民间文化精英的垄断合谋;设立文化彩票或文体彩票,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可持续地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绿色农业认知度分析

为了检验当地居民参与绿色农业项目前后生产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对"绿色水稻项目"(Green Rice Project,GRP)的认知度,包括对收益、成本、保护意识以及经济补偿费用的认知,我们分析了2004年和2011年陕西朱鹮(Nipponia nippon)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3个村919份绿色水稻项目的农户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就3个村子整体而言,参与项目后,农户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户对此认知是一致的。农户对成本的认知与对保护意识的认知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P>0.05),普遍认为绿色水稻种植的各种成本增加了,但他们对朱鹮及其栖息地具有积极的保护意识。然而,农户对收益的认知和对经济补偿的大部分认知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P<0.05)。如果农户的基本生计没有得到保障,农户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对参与GRP项目的农户而言,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关注的必然是参与项目带来的现实经济收益和政府实际补助水平。因此,政府要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肇事经济补偿机制,这是解决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

社区参与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前期试点中设置了16621个生态管理公益岗位,当地牧民因此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已进行的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调研发现,由于传统文化和环保宣传的影响,三江源当地藏族牧民具有较高的保护环境意识和参与保护行动的强烈愿望,生态公益岗位是对这种愿望的良好回应。但在实践中,因为需要兼顾提升生态保护成效、提升牧民收入、扶贫等多重目标,生态管护员的选拔、管理、考核等并未按照最大化保护成效的方式进行。国家公园试点村中,生态管护员全部由贫困户担任的方式,实质上是将完成扶贫目标摆在了完成自然保护目标之前。这样的选择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内生态公益岗位的保护成效,我们认为应当明确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定位,明确提升保护成效是第一位的任务;应当改进现有体制,使基层政府有更多资源和空间组织管护工作,并增加社区的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有民间机构参与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