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参与式发展:科学还是神化?

对参与式发展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表明:尽管参与式发展模式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许多弊端,并通过一套规范的话语体系使其具备了科学的属性,但是由于发展干预中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作用,参与式发展干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理想的充分参与和赋权状态,使其在现实中成为很难实现的人造"神化"。

从政府主导到参与式发展: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和制度创新实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扮演了积极能动者和行动主体的角色,起到了动员、组织、引导、规划和推动的重要作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建设推进机制与方式对于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社区空间合理聚集和配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未来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应走参与式社区发展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农民在家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浙南山区竹林培育参与式发展的实证研究

在浙江省遂昌县应用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制定竹业参与式发展研究的工作程序。应用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技术进行了调查,访谈农户839户,小组访谈45组次,分析了当前竹业参与式发展目标。主要目标概括为:提高农户参与竹业开发的积极性,普遍提高林农的林地经营水平和区域管理水平;制定的主要研究计划为:发展竹林高效益经营技术,加强林业技术培训和推广,建立激励农民参与项目实施的新机制,提高和加强项目执行机构的能力等。

参与式发展理论下新农村建设的角色转换问题探析

参与式发展理论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成长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国际发展实践中,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通过借鉴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合理内核,考察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专家”和“农民”三大角色群体的功能转换问题,以调动各种发展角色多方位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一种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从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式发展理论在秦岭山区农业综合开发中的应用

运用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 ,开展项目的准备、评估、计划、监测与评价、管理及实施。

参与式发展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

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发展背景,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参与式发展理论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设架构,分析了参与式数字化保护与服务的路径。

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武汉低碳城市建设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先行城市——武汉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发现,武汉低碳城市建设和管理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公众对低碳城市建设的认知和观念、积极参与低碳城市建设的意识和行动尚存在不足、有待提高。为此,政府应进一步转换观念、坚定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激励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全过程,重视教育宣传作用,依托单位、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加快低碳城市建设的发展,从而为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参与式发展理念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以浙江省海盐县沈荡镇五圣村为例

村庄发展应该包括村民的发展和村庄的布局两个方面,当前村庄规划不甚理想的本质原因,在于规划只关注于村庄的物质形态这一个方面。文章提出在村庄规划中引入契合村庄发展的参与式发展理念,其特点表现为村民主导规划和规划适度介入两个方面,并以浙江海盐五圣村为例,初步探讨了参与式发展理念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

竹业的参与式发展实证分析——遂昌县三仁乡竹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

遂昌县三仁畲族乡自 2 0 0 0年开始 ,围绕竹业发展 ,进行了参与式林业体系建设。通过投入机制创新 ,改变政府资金投向 ,引导和形成经营者对竹林经营的主动投入并成为投入主体。实施推广机制和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 ,通过技术的参与式设计和技术推广新体系建设 ,构建自下而上的技术推广新机制 ;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开展竹林高效经营新技术示范与推广 ,竹业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与式发展研究方法在村级发展规划中的应用——以保定市两渔村为例

参与式发展研究是农村发展工作者与农民一起共同分析现状、共同制定和执行发展规划的一种研究方法。运用参与式方法制定的发展方案能够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和想法,使农民在实施中具有很高的积极性,保证方案实施的可持续。采用参与式发展研究方法,按照“参与”、“互动”、“讨论”、“研究”的原则,提出了近期两渔村村级发展规划。

参与式发展:社区教育发展的新视点

我国社区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就是"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往往得不到社区教育对象的认同。参与式发展理念在社区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看到了社区教育构建的起点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而"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对社区教育的规划、组织、实施、监督和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培养乃至社区治理的民主化进程都会大有益处。

浅谈参与式发展理论在自然保护中的运用

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也面临着来自“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为了探索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共同发展的途径。引进了参与式发展理论。文章探析了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其该理论在自然保护区规划和设计、自然保护区管理和保护补偿等具体操作中的运用以及相关的外部保障和支持系统。

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F村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城市生活,是城市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目前"城中村"的改造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普遍问题的对策层面,并未考虑"村民"的个体发展及其实际参与程度。本文结合"城中村"改造中社会工作的作用,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F村的调查,剖析该社区的特征和改造需求,提出参与式发展视角下的改造理念和实践建议,并探索适应我国"城中村"改造需求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

由斯皮瓦克命题到福柯命题——中国参与式发展话语的国家化

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援助产业在中国的兴起,参与式发展在国内掀起了一阵强势的话语风潮。作为对斯皮瓦克命题的回应,参与式发展宣扬通过赋权来让村民实现自己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一份参与式扶贫项目手册的分析来透视中国参与式发展项目背后所潜在的整体运行机制,展现渗透于其中的国家的治理艺术。当斯皮瓦克命题转变为福柯命题后,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的参与式发展话语中,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村民在说话,真正说话的是村民背后的文化网络、制度网络,更是国家的权力网络。

平衡的问责机制:破解NGO参与式发展的困局

研究者多从历史文化视角和制度结构视角对参与式发展方法提出批评,认为该方法无视地方文化,无法改变当地既有的权力结构。这些批评为突破参与式发展的困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思路,却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从NGO治理机制的视角出发,指出参与式发展的问题不在于无视地方传统,也不在于基层权力结构难以改变。本文认为,问责机制的失衡和外部治理能力的缺失是NGO遭遇参与式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参与式发展困境的"破局之策"也应立足于此。

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安新白洋淀湿地生态旅游研究

作为对湿地资源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湿地生态旅游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具有广阔的推广、实施前景。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主要利益相关群体积极发挥作用并产生良性互动,特别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实现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有力保障。

从政府主导到参与式发展:新农村体育发展范式转换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体育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农村体育发展方式往往从政府主导供给角度入手,存在供需不对称等问题,与新农村体育发展诉求不协调,需要有所转向。参与式发展范式通过赋权还农民以主体地位,可以有效规避传统政府主导发展范式的弊病,理应在新农村体育发展中受到重视。而落实参与式发展范式需要从农民参与性动用、政府角色定位以及对话机制培育等方面入手,以推进新农村体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