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犯处罚根据反思我国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

鉴于共同正犯与单独正犯之间的结构性与规范性差异、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在处罚条件意义上的共同性,为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所有犯罪参与行为寻求统一的实质处罚根据是妥当的。这种统一的参与犯处罚根据观念应当是在"参与犯违法相对性"和"违法二元论"基础上的"功能性实行行为助力"。根据这一观念,我国"主体间"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缺乏限定参与犯处罚范围的合理机制。

参与犯处罚条件的立法论思考——以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为视野

我国共犯制度选择"共同(犯罪)关系"作为参与犯处罚条件的核心范畴,在司法实践当中造成了"逻辑困境"和"刑事政策困境"两方面的难题。这种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的方法论基础是"事实中心主义",它掩盖了对参与犯自身特点的充分考虑。同时,这种设定方案赖以为基础的经验常识观念忽视了共犯制度规范目的的满足。应然的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应采取"单方化"思维基础上的分列式模式。

参与犯处罚原则设定模式比较研究——以我国参与犯处罚原则立法完善为线索

参与犯处罚原则的立法设定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差别对待模式;二是同等对待模式。差别对待模式试图在立法上实现对参与犯应受谴责等级的差别性预设,差别化的标准主要包括作用标准模式、参与样态标准模式、混合(作用与参与样态)标准模式。"作用─差别化"模式经常性地存在难以区分作用大小的问题;"参与样态─差别化"模式面临事实参与样态与参与犯的应受谴责程度难以通约的制度难题;"混合─差别化"模式则会累积上述两种差别化标准所带来的两种困难。同等对待模式在立法原则上对参与犯均适用分则个罪为实行行为设定的罚则,对于解决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难以区分主从问题具有立法技术层面的借鉴意义。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多元身份主体共犯之定性难题"是要求参与犯量刑参照系选择"罪名同一"与"就同一性质行为针对不同身份者规定不同的罪名"的分则立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直接将参与犯从宽量刑的起点设定为"实行犯的法定刑",剔除要求"罪名同一"的观念。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困境、成因及其启示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重处必要性"和"合法条逻辑性"这两种理论诉求的相互较量中陷入困境。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不在于理论上没有穷尽解释性的求解可能,而在于日本共犯制度所采用的个别化处罚原则设计。在这一困境成因的启示之下,探讨参与犯处罚原则的应然设计模式非常必要。在"个别化模式""、主从关系模式"和"等价处罚模式"当中,"等价处罚模式"显然更具合理性。

共犯制度模式比较研究——以解读我国共犯制度模式为线索

针对参与犯这一特殊的犯罪样态,存在区分制和单一制两种不同的共犯制度模式。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理念上是否将正犯与共犯理解为不同的犯罪类型,制度上是否为共犯设定了独立于正犯的处罚条件。通过对两种共犯制度模式及其具体样态的比较分析,进而对照我国的共犯制度设计,我国共犯制度模式应当属于区分制。独具一格的是,我国共犯制度为同一犯罪的不同参与者设置了统一的处罚条件,即"主体间的共犯关系",因此可以将我国的共犯制度模式解读为以共犯关系为核心范畴的区分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