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预算、预算松弛与组织绩效

以参与预算、预算松弛和组织绩效为要素,建立预算行为的分析框架,对参与预算、预算松弛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员工个性特征、组织文化、组织权力结构、预算在评价中的重要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均会影响参与预算与组织绩效关系,员工的风险偏好、组织承诺感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等是影响参与预算与预算松弛关系的重要因素,行业特征、竞争战略类型和企业生命周期影响着预算松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我国公众参与预算的困境与出路

"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一个鲜明符号。随着政府支出的扩大和公民纳税人意识的增强,"公众参与"也进入了预算领域。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探索。然而,在兴致勃勃的表面掩盖下,公众参与预算却面临着可持续性难题:预算听证形式化、公众参与意识冷漠等问题日渐突出。其原因主要载于公众参与预算制度的不健全。为促使公众参与预算在我国的长足发展,必须建立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包含基本的公众参与预算基本法和相关的配套制度。在此基础上,增强公众参与热情和参与信心,逐渐形成与公众参与预算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环境。

非参数检验的“公民参与预算”统计分析

运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对"公民参与预算"的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与研究,结果和我们的任务要求相吻合,我们依此结果对如何加强"公民参与预算"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财政民主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基于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促进公民参与预算,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尚存在从规范到制度的缺位,要构建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体系,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预算法制,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程序机制,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健全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公民参与权。

参与预算与组织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与理论框架

对基于权变研究框架的参与预算和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分析个体层面变量、组织层面变量、技术变量和环境层面变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参与预算影响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公民参与预算的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的参与式预算还处在一个预算项目数量较少、资金额度较小、涉及公众数量有限、程序随机性较大的起步阶段,但所蕴含的理念、产生的积极效应要远远超出其做法本身。本文从参与式预算的意义入手,分析了参与式预算的特点,并从公民、政府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预算的因素。

参与预算中预算松弛问题研究

预算松弛是公司内部资源分配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会导致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下降、资源误配,并干扰企业经理人和责任中心的业绩评价。而预算参与是最早被认为会对预算松弛问题产生影响的因素。

范式转换:天河样本的创新逻辑——读林志云兄的《基层人大创新案例: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参与式预算”》

一项制度的确立,或者是基于历史沿袭的自觉,或者是基于文本逻辑的构建。由历史沿袭而来的制度,可以是成文法则,也可以是不成文习惯,因其背靠强大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心理,而形成强大的制度权威。“无代表,不纳税”,正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民主构型理念基础。

参与式预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参与式预算具有独立的直接民主价值,可以与间接预算民主之间,构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民主构造,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下,参与式预算应具有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意涵。根据这一要求,参与式预算的规范化应呈现出人民性、基础性、宪法性;参与式预算的制度化应涵盖预算编制的全过程、预算审批的全链条、预算监督的全覆盖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的全方位;参与式预算的程序化应包括预算公开程序化、组织参与程序化、权利保障程序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构,既可以完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间的政治互动,又深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意涵。

政府对参与式预算的保障对策研究

参与式预算有助于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质量,并能推进预算民主、促进预算公平、制约预算权滥用、预防行政腐败。当前我国的参与式预算存在参与渠道不畅、预算公开不够、规制层级偏低、行政主导过强等不足之处,对此,政府在理念层面要把持宽容与合作的心态,在结构层面要重塑预算参与的结构模式,在行政法层面要建立完备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公共预算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现代预算制度。

人大对预算参与权的保障对策研究

预算参与权是公众参与权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延伸,其充分行使有助于推进预算民主、促进预算公平、制约预算权滥用、预防行政腐败。目前,吸收公众参与预算只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改革实践,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不管是宪法还是预算法,都缺乏对预算参与权的刚性保障。从实践的角度看,现实中存在着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乏力、公众监督不足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从立法层面完善预算参与权保障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宪法上确立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和行动方向,在预算法上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要从实践层面强化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和公众监督,让人大代表和民意代表形成合力,能够约束、制衡政府的预算行为,推进预算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从而实现财政领域的善政和善治。

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研究述评

我国公民参与预算的改革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公民参与预算的范围和效果还受到很大限制.这不仅不利于解决我国基层政府预算资源紧张和使用低效并存的痼疾,也严重阻滞了民生财政的建设步伐。本文以美国地方政府预算为例,从对公民参与预算的理解和缘起回顾入手,集中对公民参与预算目标、参与机制、参与环境和参与效果评价的预算理论进行研究述评。

公民直接参与地方预算的必要性及途径探讨

公民参与预算是民主的体现，在很多国家，公民直接参与预算已经成为现实，也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本文探讨了中国实行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必要性和参与途径。

参与式预算:国家治理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参与”之路

随着国家治理和公共财政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参与式预算实践的价值和成效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依然存在体制机制没有理顺、实践模式不到位、运作程序不规范、参与角色认知不准确、公民权利保障不充分等严峻问题。所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大视角下,对当前我国参与式预算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剖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科学地谋划我国参与式预算实践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更应是我国国家治理和公共财政建设的题中之义。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

构建公开透明的地方政府预算制度研究——以无锡、温岭和焦作参与式预算实践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要求从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入手,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如何构建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并以其为手段实现全面规范的现代预算制度建设,这将是今后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的重点。本文从无锡市、温岭市、焦作市三个地方政府推动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案例入手,分析和讨论推动地方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制度建设的方式方法,并且指出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参与式预算改革,不仅有助于推动预算公开透明,更有利于促进地方治理体制建设。

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现实问题与未来选择

伴随基层民主改革的深化,参与式预算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自上而下"的部门预算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两种发展路径中,县级预算处于其交汇点。参与式预算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民而言,仍旧具有某些"奢侈品"的色彩,在基于本土化的自主创新过程中,参与式预算需要按照"三部曲"的改革思路来加以推进。

国外参与式预算改革的优化模式与制度逻辑

国外优化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已显示出了推动预算治理、激发代议机构活力、提升责任、改进服务绩效的制度潜力,本文从这一实践兴起的根源出发、通过对国外优化模式的梳理,指出我国参与式预算实践不仅要重视预算过程各个阶段目标、机制和程序的设计,还应从理念的更新、互动平台的搭建、参与与绩效的整合及公民的培训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参与绩效。

社会性别预算中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性别预算和参与式预算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强调预算过程的性别回应性,其中公民的有效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各国的社会性别预算实践均体现了参与式预算的色彩。二者的研究目标及研究对象具有总体一致性的特征,呈高度交叉渗透的趋势。就改革思路而言,需要加强预算制度建设,实现性别预算中公民参与的法治化;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为性别预算中的公民参与提供适宜环境;推进性别审计与评估,完善性别预算中公民参与的追踪问效机制。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