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企业内部审计参与风险管理

施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面对的主要是来自组织财务和实际施工过程中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较为的复杂,这就需要让内部审计深度参与到风险管理中,从企业经营到施工的各个环节开始控制风险。本文从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的关系入手,进而分析了施工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再使之与内部审计结合,最后提出内部审计参与风险管理的一些建议。

信息偏差、马拉松参与风险与中签优化

马拉松赛事的安全与风险制约着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已有研究大多数从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或数量的角度,分析马拉松赛事参与者风险防控的问题,本文从需求的角度分析马拉松赛事参与者风险产生的可能信息传递原因,设计一种针对措施,即报名中签优化设计。以期本研究为马拉松赛事参与者风险防控理论与实践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与风险约束下科技悬赏的激励机制研究

科技悬赏是指针对特定难题,设奖征集具有创新性科技成果的一种非周期性奖励制度安排。激励对参与者行为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悬赏成果的质量,特别是在不同风险约束条件下,参与者会相应调整自己的参赛行为。本文考虑了参与风险与激励因素双重作用下参与者的行为选择问题:即考察在资金风险、道德风险和组织风险约束条件下,货币激励、技术激励、荣誉激励、社会资本/社交激励对科技悬赏参与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行为与货币激励、技术激励、社交激励正相关,而荣誉激励对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参与行为与参与风险负相关。基于此,提出应强化货币激励,开通社会资助渠道;制定配套措施,降低参与风险;以及激励方式应根据参与者类型以及科技悬赏项目类别而有所区别等措施。

特大城市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分析

本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特大城市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论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的比例相对较低,造成较大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流动人口基数大,潜在发生的风险较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农民工具有参与利益受损型集体抗争的习得性风险,过去参与抗争的经历会提高再次参与抗争的社会动机;工作中遭受到的不公经历、在同一城市形成的同质性"强关系"纽带以及居住时间的逐渐延长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抗争意识;工资越高、城市中的异质性朋友越多,越易于消解其抗争动机;农民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即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的信任差越大),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意识就可能越强。

家属参与式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在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家属参与式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在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1月1日~2018年9月31日接受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114例,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7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家属参与式风险管理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依从性、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护理满意度及DVT发生率。结果:干预后,两组SDS、SA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1),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GSES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1),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DVT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家属参与式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应用于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中,可提高患者自我效能、依从性、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增加患者疾病知识,减少DVT的发生。

银行跨境风险参与中的法律问题

境内外银行间跨境风险参与实为跨境债权转让。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未通知债务人的债权转让仍为有效。银行跨境风险参与规避了我国现行的外债管制政策,影响我国宏观外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弱化了外债管理的有效性,亟需填补相关法律漏洞,对其予以有效规范。

信贷约束如何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针对信贷约束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贷约束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相较于受到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家庭,正规渠道的信贷约束对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主要通过提高风险厌恶水平、降低未来预期两个渠道抑制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分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也表明:信贷约束对于高收入水平家庭、城市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作用更强或者更加显著,同时这一抑制效果也受到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信贷约束对于其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程度越低。

风险投资参与行为、企业税收筹划激进程度关系研究——来自西部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4年我国西部12省中小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在对区域企业风险资本参与行为、参与程度与被投企业税收筹划激进度的检验中发现,相较于无风险资本参与的企业而言,有风险资本参与的企业在IPO后更容易进行税收筹划,且风险机构控股比例越大即风险资本参与度越高,被投企业的税收筹划激进度也越大;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声誉与税收筹划激进度的检验发现,相对而言,声誉较高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不会过度进行税收筹划。未来应加大对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管,避免其为过分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对被投企业的有效监督,甚至是过分进行税收筹划而使企业遭受更大的道德风险。

风险投资参与是否影响企业纳税筹划的积极性?——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有风险投资机构持股的上市企业IPO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数据为样本,对风险投资参与和公司纳税筹划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纳税筹划积极性更高,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具有的"有效监督说"假设并不成立;将风险投资机构成立时间、管理资本、已投资企业数、已完成IPO个数和IPO金额刻画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基础上后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声誉对抑制被投资上市公司税收筹划具有积极作用。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基于2014年CFPS的数据,探究互联网及其不同用途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但互联网的不同用途对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影响效果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探究其中作用机制时,发现互联网学习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增加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但随着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高,该种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增加收入是使用互联网工作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重要渠道之一;互联网社交、社会网络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据此,文章建议:进一步建设和普及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隐形门槛提高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积极性。

内部审计如何有效参与企业的风险管理

企业风险管理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随着内部审计自身定位的提高,积极参与企业风险管理已成为一种趋势。文章分析了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定位和作用,结合审计实例,探讨内部审计参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及具体应对措施,以确立内审的职能定位并进一步提高内审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非制度性参与的风险与规避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身份步入政治舞台,得以同其他阶层一起在体制内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制度性参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预见到其非制度性参与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问题是目前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非制度性参与的政治风险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究居民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问题,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但社会网络的过度嵌入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在作用机制方面,社会网络通过风险偏好、信息传递、学习技巧三种渠道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影响。文章最后分别从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

基于风险分析的CNCP参与者阈值确定方法

在FIPA的合同网确认协议中,通过设置阈值来限制参与者投标数量可以降低参与者无任务被授权的风险和发起者选择次优解的风险,减少系统通信量,因此,如何确定参与者阈值是关键问题。该文通过分析参与者无任务被授权的风险和发起者选择次优解的平均风险,定义了参与者风险公式和发起者风险公式,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分析的参与者阈值确定方法MRA,解决了该问题。通过一个实例分析,论证了MRA不仅限制了参与者和发起者的风险,而且减少了系统通信量,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

风险投资参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

风险投资机构拥有卓越的组织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力优势等特点,能够对被投资企业的价值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同时对公司治理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能向资本市场传递有关企业的有利信号,但市场中参差不齐的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因而异质性的研究对于识别和吸引优质的机构投资者并有效发挥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本文选取了风险投资这一独特视角,探究其参与对被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普遍性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企业,且这种显著性随着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进一步加深。

家庭收入期望差距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以收入预期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基于前景理论实证分析了家庭收入期望差距对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期望顺差会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且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作用大于历史期望顺差;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也正向影响了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但社会期望落差影响不显著;当期家庭收入期望顺差影响其风险投资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家庭收入期望落差。长期来看,家庭收入历史期望顺差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影响减弱。家庭收入期望差距的促进效果主要表现在高收入、东部地区的家庭群体,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强于劳动性收入。机制分析发现家庭收入期望顺差通过改变家庭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知识水平来促进风险投资,而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仅能提升金融知识。

浅析外资银行风险参与业务的现状与管理

本文对外资银行开展的风险参与业务,特别是银团贷款中的风险参与进行了介绍和解析,提出管理建议,随后分析该项业务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监管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风险市场参与——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审视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的风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指数都能促进居民家庭的风险市场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风险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中年居民家庭的风险市场与的影响更为明显,对女性居民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政策需继续重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以便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金融效应。对中老年居民家庭而言,亟需加强金融知识的学习,或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升教育程度,进一步激发数字普惠金融需求,做到能够用、善于用金融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