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J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人官员的区别上。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

天聪朝皇太极参汉酌金史实考论——以《天聪朝臣工奏议》为中心

《天聪朝臣工奏议》是反映天聪年间后金政权建构的重要史料,所辑录97篇汉臣资政奏议集中体现“参汉酌金”思想。“参汉”为创建后金提供明制框架;“酌金”则彰显满洲特色,二者有机统一,在“酌金”基础上“参汉”;在“参汉”框架下“酌金”。皇太极正是基于对该思想的认同,以将满洲特色传统嵌入明制框架体系的模式创建后金。后金建制本质上亦是对满文化的塑造,遵循“参汉酌金”思想建构的后金政权孕育出具有满汉文化融合性质的后金—清文化。

再论清太宗时期满洲独特文化中两元文化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史专家已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形成进行过论断,并取得可喜共识。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独特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两大主体要素关系,特别是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多元性的形成及其内在固有文化主导地位及其传统文化要素主体地位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等问题,皆未展开研讨。本文仍从天聪、崇德两朝入手,继续进行必要的整理和研究。

陪都盛京：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满洲入主中原后,在对盛京陪都的建设中,有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尽管清朝统治者以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在盛京地区全力构建并呼唤满洲本色的回归,强调满洲的身份认同。但在大批汉人迁徙殖入、旗民皆与土地结成依存关系后,作为满洲根本之地的盛京地区已然是农耕文明的拓荒地,满洲自身的"渔猎"文明抑或"内亚因素"在农耕世界中找到了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