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同盟构建战略研究——基于“友岸外包”视角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美国关键矿产“友岸外包”供应链国际同盟战略进行研究分析。基于美国关键矿产领域的对外依赖现状,分析了美国为保障关键矿产供应所采取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为例,剖析了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国际同盟战略的深层含义,详细列举了MSP的目标、原则、框架及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揭示了MSP的政治化、强调价值观类似性,以及排他性和互补性共存的特点。研究发现,美国正通过此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排除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同盟,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地缘冲突及全球重大事件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加强信息分析,正确认识“友岸外包”战略,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关键矿产战略,以保障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安全。

美国“友岸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对策——基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视角的分析

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加之国际形势动荡、大国竞争愈加激烈,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逐渐转换成区域产业链布局,美国政府提出“友岸外包”战略,深层目标是重构具有韧性的、去中国化的产业链。本文基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视角,以美国“友岸外包”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以北美为中心、以中国为对立的发展趋势,并以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为例,深入剖析“友岸外包”在企业价值链、供需链、空间链三个层面的效应和影响。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趋势与中国应对——以“友岸外包供应链”为视角

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正式提出“友岸外包供应链”。作为美国所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的主要工具之一,其排他性、集团性明显,“友岸外包供应链”意图对全球供应链进行重置,体现了美国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恢复本国经济的战略认识与路径缩影,是美国对华“脱钩”的具体表现,应予以警惕并做好积极应对。具体而言,应构建中国自身的战略叙事体系,掌握“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主动权,依托数字优势,推进供应链体系数字化升级,加强中高端产业链布局。中国应积极鼓励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全球竞争力。在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清醒的同时,积极发挥经贸在中美关系中“压舱石”的作用,防止中美经贸“脱钩”,并积极借助全球多边体系的力量,推动并引领“再全球化”的发展。

美国半导体产业“友岸外包”策略研究

当前,美国加快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盟友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半导体产业体系,推行所谓的“友岸外包”策略,成为近年来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演进和模式变革的重大外部驱动因素,无疑将逼使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更改全球半导体产业数十年来的市场化发展逻辑。本文提出“友岸外包”策略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特征,分析美国向此策略转变的主要动因,梳理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及取得的相关进展,总结策略相关方的态度和反应,对美国这逆全球化的半导体战略举措形成初步的研究分析,为把握全球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参考。

美国“去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应对

在大国竞争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和乌克兰危机持续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进入重要的重塑阶段。与此同时,美国先后提出对华“脱钩”“去风险”,以减少其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这严重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首先,本文界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范畴主要包括主体要素安全和结构要素安全。其次,辨析美国“脱钩”“去风险”政策意图的异同,并就现阶段美国“去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主要影响和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论述。分析发现,美国“去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主要影响包括:一是美国通过控制核心技术、中间品出口和关键资源危及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主体要素安全。二是通过制造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重塑全球产业空间布局,威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要素安全。三是通过友好国家网络拉拢盟友,增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被排除风险。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如何在美国“去风险”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政策建议。

拜登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及影响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不仅深刻塑造其国内经济结构,更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呈现出三大明显特征:拉拢盟友构建排他性贸易同盟;抛弃多边主义贸易原则,在国际贸易中大搞单边主义;试图用政治属性替代经济属性,人为扭曲经济规律。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与全球经贸体系之间的不匹配,以及为了维护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并在国内实现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平衡,拜登政府必须借助对外贸易政策来调整这一差异。然而,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其预期的政治经济目标,还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造成了冲击,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需深入洞察拜登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应对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从而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制度性影响力。

国内国际双循环对冲“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效应评估

近年来,美国推动实施“友岸外包”政策,使得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为明确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本文构建包含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迁移和资本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切断投入产出关联,增加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关税3种方式刻画“友岸外包”,量化评估实施“友岸外包”政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经济成本。研究表明:平均而言,3种刻画方式下,中国消费者福利分别降低4.76%、2.74%和2.90%,而世界各国消费者福利遭受的损失分别为11.07%、1.34%和5.93%。机制分解表明,贸易量效应、贸易条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是“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主要来源。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将使“友岸外包”引起的福利损失分别降低27.09%和15.27%。其中,国内循环中要素市场一体化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此外,全面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可使“友岸外包”造成的福利损失降低43.80%。

美国供应链政策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推动美国供应链审查和重塑的深层目标是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遏制或延滞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其具体目标是振兴美国制造业,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推动友岸外包,重塑去中国化的友岸集团供应链;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重构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国供应链。主要特征有: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打破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以价值观和友岸外包为推手,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以放大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牺牲部分效率试图推动形成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对此,应揭露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自利本质;建立统一战线来分化美国“友岸外包”供应链;中短期内应通过存货、分散来源地、垂直一体化生产提升供应链韧性;中长期内则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创新,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来减小供应链中断风险。

广西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的路径研究——基于产业梯度势能的视角

广西毗邻东盟的巨大区位优势和多年来积累的产业基础,使其能够借助产业梯度势能与越南共同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从而为我国对冲产业外迁不利影响、整合全球产业资本、形成巩固中越关系的实物基础提供多赢解决方案。广西经过多年发展,已对越南形成显著的产业梯度势能;越南本身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具有深化产业合作的潜在需求;中越两国多元的国际交往背景,又使双方都具有面向全球的商业资源可供动用,这些基础条件均有助于广西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围绕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的构建,广西应加速与越南北部边境4省跨境区域一体化布局,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柔性实力输出,引导内地市场要素定向导入,同时发挥先发优势实施基建、引资、能源保障。此外,还应以“股权”理念引导毛里求斯等“公约因子”作为国际友好力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再组织,积极扩大发展成果的共享。

美国外包策略形式转换与中国应对战略

当前美国的外包策略已经转换为“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三种形式。这意味着美国推动其外包的动机发生重要变化,从过去以效率为主转向了安全与效率兼顾,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把所谓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美国外包策略形式转换的底气在于美国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目前它正利用这个绝对的市场优势,试图全面解构中国过去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中国破解美国外包策略形式转换的长期的最根本的办法在于塑造强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而短期内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是:通过优化投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费用来引进和留住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中资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抱团出海,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为投资目的地,加强与美国所主导的产业链的联系;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影响美国的盟友及美国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重塑中国国际经济循环的新格局。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新挑战及应对之策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经历了疫情冲击、地缘冲突、通胀高企、债务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全球经贸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贸易格局的重大调整正进入深水区。中国外贸总量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但未来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国“新三样”出口实现突破性增长,引领绿色国际贸易新趋势;中间品贸易地位凸显,有望成为外贸“质升量稳”的压舱石;跨境电商逆势增长,引领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外贸面临诸多新挑战:外贸出口即将面临“碳关税”征收问题,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明显,数字贸易关键规则和议题较难达成共识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为此,文章提出推动绿色低碳贸易高质量发展,通过做优中间品强韧产业链供应链,利用数字技术持续推动贸易方式创新以及提升经贸规则话语权等中国方案,以期为助力中国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美国政府推动构建“供应链联盟”之评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拜登执政的关键优先事项。在力推供应链本土化以提升国内竞争力的同时,推动供应链“友岸化”和构建“供应链联盟”成为拜登政府提振同盟体系、推动“价值观外交”、强化科技竞争,进而强化对华“竞争”的交汇点。围绕半导体、关键矿产等领域,美国既在跨大西洋方向加大供应链协作,又在亚太方向搭建多个双多边供应链合作关系,还力推这两个方向的盟伴体系围绕供应链议题上加快互动。迄今,“供应链联盟”在外交行动、政策协调、产业合作等层面取得一定进展。美国还在涉疆、涉台问题上借供应链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操作本质是“美国优先”,并将带来更多全球化“逆流”和对华“脱钩”风险。尽管它试图重新定向基于全球产业分工和成本优势逻辑的供应链全球化,然而其实际效果将受到经济逻辑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