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论亚里士多德“完善的友爱”的伦理意蕴及价值——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分析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友爱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阐释。其中,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德性友爱,认为其实现了友爱的最高形式,相较于另外两种友爱具有价值优先性。因此,亚氏将其视作“完善的友爱”,并将其归结于一种伦理德性。在探究“完善的友爱”的根源后,可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真正的自爱,二是善意之心。前者与人类灵魂中的逻各斯部分相关,后者与人类最珍贵的情感相关,二者在“完善的友爱”中完成了有机统一。此外,亚氏还认为,“完善的友爱”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共同体都极具价值。对个人而言,“完善的友爱”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培养和完善德性、获得福祉和实现幸福的重要方式。对城邦共同体而言,“完善的友爱”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是发展政治友爱的基础,也对最高公正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及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友爱思想,阐释了完善的友爱以及与友爱性质相关的问题。友爱是一种美德或者德性,同时又是联结具体德性、快乐与幸福的个体最大的外在的善。友爱作为一种公共伦理,在培养公民道德品质,维护城邦稳定和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研究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对于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是加强“四德”建设,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视角下的生生之爱

生生之爱是学生身心整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生生之爱有助于完善学生人格,丰富学生情感。为此,有必要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来培养健全的生生之爱。友爱是平等之人间的一种德性,是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爱己与爱人的和谐统一,这是亚里士多德友爱内涵的核心要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与生生之爱的适切性体现在以双方的平等、相似为发生条件,都以公共的教育生活为过程载体。为构建具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特色的生生之爱需要坚持育德导向,为生生之爱锚定价值坐标;培育学生自爱能力,为生生之爱提供内在支撑;培养学生共同生活素养,为生生之爱提供外在保障。

三科融合 兴教惠学 科幻电影赏析沙龙走进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花园场社区

2023年12月17日,成都市郫都区“三科融合兴教惠学”科幻电影赏析沙龙走进友爱镇花园场社区,吸引了众多热爱科幻电影的青少年和家长朋友。活动旨在通过科幻电影赏析课程,引发青少年对科学和未来世界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为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做出有效探索。

论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吸收与超越

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两位哲学家,都对人际交往中的友爱关系有其独到见解。亚氏的友爱观强调的是精神世界中抽象的“理性”,推崇的是德性友爱。然而,友爱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空谈和道德约束,还应当找到在现实中落地的可行路径。马克思在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的基础上,不仅聚焦于具有目的之善的人本身复归,还突出友爱在内蕴和实现路径两个方面的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由此建立了一种充满人类关怀且更具现实意义的友爱观。

友爱的政治学:现代文学对传统的重写--从《铸剑》与《石秀》谈起

在20世纪文学的不断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文史资源)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生的关系十分复杂,主要是以断裂、疏离乃至对立的方式进行。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又重提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以及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的论题。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典文学的传承成为近年的重要论题,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并未切断与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恰恰是对古代本事或经典文本改写而显现出独特而有力量的创新意义。《铸剑》和《石秀》两篇作品描写了为朋友“复仇”或为结拜兄弟见义勇为的行动--此关系及行动可以在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名义下来审视,也是在这一名义的映射下,或可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传统发生的关联,也可由此审视富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作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方式。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友爱论探析

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是支撑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友爱与情爱、仁爱不同,友爱是出于自然高贵的品质,与德性紧密相关,区别于单纯的情爱;友爱存在于平等者之间,仁爱则是有差序的。关于友爱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基于“善、快乐、有用”和“平等与差等”两种维度进行划分,从中得出友爱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与回报。在友爱的终止及在当今时代的落实问题上,朋友需真心相待,同时,朋友也需要限量。

情感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友爱精神的培育

友爱作为友善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不仅要关注大学生对其理性层面的认知,也要促使大学生情感层面的认同,只有在具有了理性与感性的共同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友爱精神的重要作用。因此,以情感教育视域为逻辑起点,探寻大学生友爱精神缺失的原因和培育策略,可以切实提高大学生友爱精神培育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提升友爱和谐的校园风气,培养德才兼备的高水平人才。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之思

“友爱”一词如果用现代语义来理解更多的是指友情、朋友的意思,但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来看,对友爱的认识则是相当丰富的,友爱也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之间,在社会、国家中都存在友爱。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分类、特点、本质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阐释,这对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与伦理道德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念也有着丰富的当代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当下,作为希腊文明的友爱观念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借鉴路径。

“即将到来的民主”--德里达重构友爱与共同体的经典结构

古希腊政治哲学家把友爱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却不关心友爱在政治共同体的作用。德里达把现代西方政治已经丢失的友爱问题重新带回到政治哲学的领域中,重构了友爱在政治哲学中的作用。同时德里达笔下的友爱突破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对友爱的定义,他所描述的友爱不再局限于血缘、种族和地域,而是一个不断包含“他者”和“差异性”的友爱。通过阅读德里达对友爱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解构,探讨友爱对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

从自爱到爱他——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思想

个体的自爱与爱他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而《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其德性友爱思想,主张从自爱衍推出人的爱他行为,强调自爱与爱他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和谐性,这从逻辑上有效地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因而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

超越血气——亚里士多德论德性友爱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论述了友爱的谱系学,以德性友爱为最高点,并阐述了德性友爱的意义。德性友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无所缺乏的好人在什么意义上还相互需要。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从血气和德性竞赛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然而血气和竞赛的进路无法解释德性友爱在友爱体系中的特别位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他人最深的需要是一种高于血气和政治的哲学性的需要,以相互沉思的方式完成。这一内涵赋予了德性友爱最高的意义,折射出全书哲学高于政治的立场。

重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对于个体的幸福与城邦的繁荣具有重大作用的政治友爱,在类型上既不属于利益的友爱,也不完全等同于友爱的完美范型即德性的友爱,而是一种弱的德性的友爱;在性质上它既不是高尚的利己主义,也不是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友爱,在当代变化了的政治语境和哲学语境中仍然具有其重要地位和价值。

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论析

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是一种基于美善的德性,这种德性是个体双方基于善、快乐或有用而互有善意并为之付诸实践的关系。他将友爱区分为基于善的友爱、基于快乐的友爱和基于实用的友爱,只有基于善的“德性”友爱才是“完善的友爱”。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与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有助于弥合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为解决现代道德困境提供参考。

那一瞬间,我遇见了团结,邂逅了友爱

瞬间,一个极短的时间概念。因为太短,甚至无法在岁月这本史书上留下些什么,但即使是这样短小的瞬间,却也能在人们的心中掀起万丈狂澜,久久无法平息。2021年7月20日,一场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于河南降临。郑州,新乡,周口,焦作多地受灾,人们心中的阴霾像是那天头顶的乌云一般浓重。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共和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为如何实现公民团结,揭示了一条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当代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进路:具有共同体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德性友爱,表现为基于公共善共识基础上的团结友爱;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利益友爱,表现为基于契约关系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背后蕴含了一套制度性供给与安排。政治友爱的前提是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身份地位的政治统治这一制度性境况,可以概念化为一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非支配境况。这种制度性境况指向的是共和政体,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对于协调当代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与强调公共善的社群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论古希腊时期友爱观之特质和成因

友爱的爱欲笼罩、爱恋与友谊的结合、神爱与人爱的合一、爱恋与教育爱的结合,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基本特质;泛爱、混沌、缺少成熟的理性思辨和友爱的公共性理想,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总体特征。以美的生活追求友爱之愉悦性、崇拜身体等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是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特质的生活基础;小规模的城邦政治、男性经验的主导和便利的公民互动等公民生活的特质是其政治原因;宗教意识的萌发、叠合的情感缺少文化反思和社会建构是其文化原因。

亚里士多德三种友爱的关系探究——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友爱,在探讨了友爱的来源、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他把友爱分为快乐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看成是低等的、类比意义上的友爱,这些友爱只是在某些方面与善的友爱相似。本文试图通过挖掘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的本质及这二者与善的友爱之间的逻辑关系,破除人们将这两者仅视为低等友爱的片面理解,突出这两种友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