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诗学: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友爱政治学

德里达提出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政治"伦理。他自创"远距诗学"一词,其意涵与比较文学的实质性文化功能及文学的未来愿景相契合。德里达的"远距诗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友爱政治学"中的知识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性传统。这一传统为探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发展方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以"友爱共同体"为基本出发点,以"远距诗学"为发展方向,比较文学或可破除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组成一个比较文学家的"共同体",构建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总体的他者",重新发挥比较文学的文化启蒙工具作用。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等疑虑,亦可在"远距诗学"和"友爱政治"的背景中得以澄清。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友爱的政治学:现代文学对传统的重写--从《铸剑》与《石秀》谈起

在20世纪文学的不断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文史资源)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生的关系十分复杂,主要是以断裂、疏离乃至对立的方式进行。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又重提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以及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的论题。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典文学的传承成为近年的重要论题,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并未切断与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恰恰是对古代本事或经典文本改写而显现出独特而有力量的创新意义。《铸剑》和《石秀》两篇作品描写了为朋友“复仇”或为结拜兄弟见义勇为的行动--此关系及行动可以在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名义下来审视,也是在这一名义的映射下,或可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传统发生的关联,也可由此审视富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作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方式。

重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对于个体的幸福与城邦的繁荣具有重大作用的政治友爱,在类型上既不属于利益的友爱,也不完全等同于友爱的完美范型即德性的友爱,而是一种弱的德性的友爱;在性质上它既不是高尚的利己主义,也不是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友爱,在当代变化了的政治语境和哲学语境中仍然具有其重要地位和价值。

从“怨恨哲学”迈向“友爱的政治学”--对近年台湾文化翻译与阐释中“悦纳异己”思想脉络的观察与读解

近年来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悦纳异己"发生的兴趣和相关文化论述令人深思。在我们看来,这种文化翻译和阐释实践不只源于学术热情,也是对当今台湾精神状况的焦虑与不满的表达:透过对"悦纳异己"的译介与阐释来介入当下现实,为重建族群之间、两岸之间、本土外邦之间的伦理性关系,寻找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参照。从"怨恨现代性"的分析到对"和解"可能性的探讨,从"大和解"论述到"悦纳异己"说的引入,都表明当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宽容"精神的坚持。这或许可以成为改变当前令人困惑的当代台湾社会状况的一种力量。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友爱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政治友爱的性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两大解释传统是分别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理解为基于用益的友爱和德性友爱。本文在分别讨论既有解释的基础上,认为最符合亚里士多德政治友爱范型的是同心,而同心又要求城邦公民须是正派之人。与典范政治友爱最为符合的政体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最后提出的靠祈祷所建立的城邦。由此,政治友爱与城邦所要求的全体公民共同生活相对应,并为实现最终的高贵和幸福生活提供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思想

亚里士多德将个人伦理领域中的友爱关系划分为三种: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之中,它并不归属于三种友爱中的任何一种。政治友爱是一种公民团结,是公民们出于对城邦共同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产生的。在政治共同体中,既然存在政治友爱,则必然存在政治正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治友爱蕴含着政治正义,但相较于政治正义而言,政治友爱是一种更高的社会目标。政治友爱构成了城邦繁荣与稳定的基础,而一个有着良好政体的城邦国家则有利于政治友爱的生长。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共和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为如何实现公民团结,揭示了一条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当代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进路:具有共同体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德性友爱,表现为基于公共善共识基础上的团结友爱;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利益友爱,表现为基于契约关系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背后蕴含了一套制度性供给与安排。政治友爱的前提是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身份地位的政治统治这一制度性境况,可以概念化为一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非支配境况。这种制度性境况指向的是共和政体,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对于协调当代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与强调公共善的社群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斯芬克斯之谜”——尼采政治哲学的解读和重估

本文回应国际学术界尼采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针对利奥·施特劳斯派对尼采"秘传"式解释的主观随意性,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及此后作品为依据,分析尼采哲学"超人—追求权力的意志—永恒回归"的"三连论"政治底蕴,公示尼采后期激进贵族主义企图回归古代等级制的证据,最后对尼采在当代政治哲学争论中所起的重要影响进行批判性分析。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仿古式设计四案

对现代性的批判已成为人类思想与精神碰撞的共同主题和内生动力。直接以反现代性为旗帜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似乎在现代性批判上站在了历史反思的制高点,提出回归古希腊的友爱政治,即解决政治冲突的方法应该在于双方保持一种友爱的态度;翻版古希腊的自我修身,即在关心自己中,成就了自身的善;对现代性符号世界的决裂,让回到没有符号讨债的原始符号丛林之中;走进我们文明人难以表述和掌握隐性知识,最终进入没有权力压迫的远古人类的民主世界。友爱政治、自我修身、符号起义和隐性知识等返祖式"政治方案"始终没有离开资本主义原则,诊疗效果必然是甚微的。

可能—不可能的激进伦理—政治

以德里达谈论的"可能—不可能"的"双重缠绕"为起点,说明"可能—不可能"是向他者的开放与邀请,不-可能与疑境以及由此而产生关于无条件的要求,是德里达伦理政治哲学的核心。德里达正是在不—可能的这个概念下开展了关于无条件好客、友爱政治学、宽恕、礼物、将临的民主、解构的正义等有关伦理—政治的哲学。不可能性作为可能的最前沿,让事物永远处于将临;不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或幽灵,朝向未来的开放。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面对他者时,是否有一种超越现有法律与制度、更加正义与民主的可能。

日本民主党联合政权内政外交刍议

2009年的日本正处在时代大变革的门栏,8月30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彻底改写了日本政治地图,新老保守政党朝野关系换位给日本社会各领域造成了极大的震荡与冲击,民主党主导下的联合政权正面临着一场内政外交上的深刻变局。

电影媒介的伦理本体与日常机制--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及其政治学内涵

"电影本体论"在国内相关学界是一个持久的理论议题,但对于这一议题的理解国内主要接受了来自法国电影理论界的影响,而对这一议题在美国电影理论中的阐释缺乏关注。实际上,美国电影理论的发生可以说直接起始于对于法国电影理论的纠正,并基于好莱坞电影独有的"社会学式"的生产方式,在理论与作品内容两个方面树立起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立场和风格。以斯坦利·卡维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引领了美国最初的电影理论,力图在"本体论"与黄金时代好莱坞电影的一致性主题之间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对"现实主义"、社会伦理及性别政治等诸多议题给予了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