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合规“双不起诉”完善路径研究

“双不起诉”是指在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中涌现出的检察机关对中小企业犯罪案件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个人的案件处置办法。这一做法的适用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仍伴随诸多质疑。“双不起诉”与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共同关注犯罪预防的目的和作用机理,顺应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轻缓化趋势,是对当前我国就中小企业开展合规改革的回应,其自身具备推广适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随着合规改革试点的推进,“双不起诉”作为中小企业开展整改的基础,应当以相对不起诉为适用载体,考虑到所服务的群体特性和相对不起诉“微罪不诉”的属性,对单位责任人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经济类单位犯罪案件予以适用。且只有经涉案企业及其负责人认罪认罚,开展有效合规整改,检察机关才能根据案件情节,对企业和负责人做出“双不起诉”的决定。

企业合规之“双不起诉”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合规指导案例出现诸多“双不起诉”现象,引发了学界和普通群众对合规不起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未严格区分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未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不起诉之间如何合理并入的问题。随着全国范围内企业合规试点工作的展开,有必要为“双不起诉”正名。西方暂缓起诉协议固然有其适用背景,但这种实用地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很难形成本土化法治理念。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是充分体现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关怀的一项新兴制度,因此更需要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向纵深发展。

企业合规“双不起诉”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证立

“放过企业、严惩个人”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想模式,但不适用于中国当前市场环境状况。“企业、个人双不起诉”的模式符合实践需求,但需要分别赋予不起诉企业和不起诉个人的正当性根据。单位组织责任论能够预先分割单位责任和责任人责任,企业承担单位责任的依据是存在组织缺陷,能够有效消除组织缺陷的事前合规是阻却单位犯罪成立的事由,事后合规整改则能降低预防必要性从而为相对不起诉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单位成员只能依托有组织缺陷的单位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其参与企业合规整改同样能有效降低对个人再实施单位犯罪的预防必要性。企业合规对个人实施单位犯罪所具有的特殊预防性,也为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案件中不起诉责任人拓展了路径。

企业合规中“双不起诉”正当性的误解与阐释

我国的企业合规制度在试点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双不起诉”的现象,这种结果不符合该制度“放过企业,严惩个人”的理念,引发了人们对于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质疑。造成“双不起诉”误区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认定较为模糊,对于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关系上的混淆。随着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逐渐发展,就需要正确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关系,正确认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区别,以此来维护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

合规“双不起诉”的刑法正当性审察

我国刑事合规“双不起诉”制度背后折射出新制度对刑法固有价值的冲击。从刑事政策定位、立法构想到制度价值,学界试图,解构刑事合规“双不起诉”的正当性之问。然而,刑事合规“双不起诉”引发的罪刑法定原则遭破坏、动摇单位犯罪刑法根基等问题,回归到教义学的框架内阐明才是合理纾解之道。犯罪论上,借“单位意志”来衔接刑事合规“双不起诉”的教义学依据;刑罚论上,从文明社会制裁和犯罪特殊预防角度对刑事合规“双不起诉”的社会学合理性刍议。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探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涉案罪名分布较集中,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轻罪案件;案件处理决定多为“双不起诉”;合规考察期限一般在3个月及以下。实践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着运行模式与不起诉条件相冲突、“双不起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合规考察期限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构建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严格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明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考察期限。

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

"放过企业、严惩个人"是欧美国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念,但在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个人的"双不起诉"现象出现了,这引发了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公正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双不起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未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未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随着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持续推进,有必要对"双不起诉"引发的质疑作出回应,区分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责任,对小微企业的合规不起诉给予足够的本土关怀,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本土化深入发展。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实际运行中,双不起诉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检察机关内部推动合规化进程存在困难、第三方组织合规监管存在问题、以检察院合规监管为主导的模式缺乏监督。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解决企业合规的有关问题,当前应当严格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多举措推动检方突破内部障碍、推进检方主导监管模式和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确立法院对检察院合规的监督机制,以便切实发挥该制度在预防企业犯罪、实现企业自我经营与有效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问题探究

随着“六保六稳”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工作的持续深化,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我国逐步推行。经两期试点,该制度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特征,制度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需要完善的规定还比较多,明确适用对象的规定就是其一。对此,应广泛考察、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不断推进本土化创新实践,尽快完善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好推动我国企业经营和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刑事合规视角下的企业平等保护问题

与域外主要适用于规模化企业的刑事合规制度不同,我国的刑事合规制度需要有效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因此,在构建我国刑事合规制度的过程中,除了重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平等保护之外,还需要实现对不同规模民营企业之间的平等保护。对此,有必要从合规不起诉、合规标准、合规成本等不同方面,考虑刑事合规激励措施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适应程度,在实现刑事合规制度价值目标的同时,避免使刑事合规制度不当成为规模化企业的特权。

企业刑事合规的中国经验

合规在企业自律上的治理淡化而导致风险升级,由此合规行政和解激励和合规刑事激励倒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企业去犯罪化而诚信经营,这是以一种合作式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注重惩罚的对抗式理念。为了能让犯罪的企业起死回生持续经营,我国由检察机关首倡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公诉环节引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出罪路径。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多是在轻罪案件中采用与合规挂钩的酌定不起诉模式,有少数重罪案件采用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主要针对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双不起诉”的现象。在试点推进和制度构建上,可以对重罪和轻罪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要求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合规整改措施,准确界定检察机关介入企业合规的边界,制定完善合规监管人制度和合规考察期制度,将合规出罪纳入到更广泛的合规从宽模式之中,借助企业行政合规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经营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