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革命”视阈下英法报刊业发展趋向研究

霍布斯邦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双元革命"的概念,即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二者在动态的互动中推动了英法两国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深层次变动,又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建构。在此背景下,报刊业在抗争和探索中从萌芽走向成熟。两国的新闻自由思想久远,并逐渐制度化,报刊业发展的进程却十分缓慢,凸显社会需求的"消息报"取代"意见报"。在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背景下,两国报刊业又在主导因素、政策模式和发展成效上又呈现出巨大的不同,从历史的纬度上来看,两国报刊业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推动了新闻理论的转向、大众报业时代的来临和煽情主义的盛行。

论现代宪法的兴起——兼论后“双元革命”时代的人权遗产

古代宪法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将宪法视为治国理政的必要技艺,突出优良政体的秩序价值;现代宪法则强调宪法的规范性,将其视为人权保障的渊薮,表征着权利至上的人性美德。正是人权入宪成就了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的分野,而法美革命的爆发则是后“双元革命”时代政治革命的肇端。法美革命宣告了古代宪法的终结,而作为其遗产的现代宪法则推动了人权时代的降临。人权至上的优先地位重塑了古代宪法,实现了向现代宪法的过渡;而现代宪法则以多元化的实施体系保护了人权话语的时代。在世界范围,人权理念的普及与人权话语的兴起为人权内涵的扩展提供了丰厚的质料。人权塑造了现代政治德性和对美好世界的坚定信念。正是人权,而非其他,为现时代之宪制奠基。

在商业社会和民主浪潮中追求卓越 论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思想

18、19世纪,英国受"双元革命"的影响,社会矛盾重重,革命一触即发。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清醒地看到:英国宗教和道德沦落、金钱价值盛行、统治阶级无所作为是导致当前英国混乱状况的根源,他进而提出通过恢复宗教信仰的价值,通过由英雄人物重建领导权来恢复秩序和正义的主张。卡莱尔认为"劳动"因具有使事物获得外在秩序的力量而具有神圣性,是一种新型的宗教,而新的领袖将从劳动阶级中产生。卡莱尔推崇六种在历史上不同时代具有感召力和领导力的英雄人物。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在19世纪理论界独树一帜。他高度称颂英雄崇拜的价值,但未能客观认识和评价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对当时贵族阶级统治的控诉和对人民群众的同情以及对劳动阶级的历史价值的看重,则贯穿他思想的始终,这是理解卡莱尔英雄崇拜思想的立足点。

再论"利维坦"的诞生及其秘密——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阐释

在近代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合分裂的社会秩序的现代政治国家得以构建,成为社会历史实践之强劲趋向.经过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经济革命"以及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最终确立了其在经济与政治之权力经纬上的统治地位,构建了资产阶级现代代议制国家.霍布斯将其称之为"利维坦",但其本质实际上只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与阐释,不仅可以辩证地分析资产阶级在现代政治国家建构历史过程中的革命作用,进而还可以唯物地指出背后的真实动因及其阶级秘密.

重思漫长的19世纪:1750—1950

真正的历史不是编年史,而是对历史关键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世界影响的把握。柏克教授强调早期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对霍布斯鲍姆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双元革命”的局限性作了批判性分析,在吸取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19世纪是一个关键的世纪,我们仍然生活在它的影响之下。虽然对19世纪有许多研究,但学界尚未提出一个真正的以世界为中心的历史框架。从世界史视角出发,对19世纪进行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和生产、生活各方面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它的理智认识,而且也将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

历史的岔路口:17世纪中叶中英两国面临的历史选择

17世纪中叶是一个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时期。这是一个光荣与梦想,文明与野蛮并存的时代,一方面中世纪的教权还影响着伊比利亚半岛以南地区,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烈火已经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上蔓延。本文以17世纪中叶为踏板,眺望未来,后望历史,寻找中英两国各自道路的选择。

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致思理路——基于马恩在《新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文献研究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本质上仍是"双元革命"在其原则和理念上的继续,这些原本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原则并未被真正实现,但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张力以及无产阶级在当时并未完全做好准备,"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重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使他们做出如下判断: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这个结论表明他们开始从结构性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界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致思理路也从唯物史观的模式化解读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伦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再出发"一方面证实了"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对于危机与革命关系的正确把握也使得他们放弃了革命即将到来的判断,从而坚决反对立即革命和阴谋暴动的激进主张,转而等待更为成熟的革命时机,这同样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其他形形色色的革命理论区别开来。总之,经过《新莱茵报》时期的淬炼,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交相辉映中更具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