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变动下双向技术溢出和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影响

基于供应链核心企业间权力的差异,通过构建低碳制造商主导(M1S)、传统制造商主导(M2S)、双方均势(MVN)等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模式下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和利润的变化,最后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双向技术溢出和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碳转移和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均降低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垂直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供应链碳减排水平,但其提升效果取决于碳转移量的多少。(2)受权力结构变动影响,低碳制造商势力的增强能够提高供应链碳减排水平,但会对碳转移量更加敏感;传统制造商势力的增强会降低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减排激励作用,同时促使碳转移消极影响提前到来。(3)碳交易价格上涨会加剧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的消极影响,其强度与权力结构及消费者低碳偏好呈现出五种变动趋势。(4)制造商是否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与碳减排水平直接挂钩,与其可获得的最高收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双向投资、双向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和PPML模型实证检验了双向投资通过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做出创新决策,且从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视角均得到较为稳健的结果。对于不同行业,双向投资的这种影响呈现倒U型,即中等技术行业的影响相对较大,高技术、低技术行业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且东部地区、外资企业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创新决策来看,双向投资的增长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对中等技术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外资企业的表现更为明显,国有企业双向投资的协调效应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私营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众乐乐”还是“独乐乐”?“有核”集群的双向技术溢出与集群创新绩效

集群核心企业的技术溢出是集群创新绩效的"良药"还是"毒药",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本文整合技术溢出的"教授逻辑"和"说服逻辑",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从双向技术溢出视角试图揭示"有核"集群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集群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不同依赖关系情境下二者的变化规律。本文利用调查168个科技特色产业集群获得的419个样本数据,就存在合作关系的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双向技术溢出活动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主效应、组织间依赖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联合依赖越高,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非对称依赖越高,双向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小。本文更为细致地刻画了产业集群技术溢出对集群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和约束条件,在确保集群创新绩效提升方面提出重要管理启示,即核心企业应有意识强化与配套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共享,集群内企业应构建拥有较高联合依赖和较低非对称依赖的关系管理格局。

中国OFDI动机及其双向技术溢出——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中国OFDI类型区分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分别构建集约边际引力模型和广延边际决策模型，运用2003～2012年中国对128个国家的投资数据对“二元边际”投资动机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集约边际OFDI是基于市场寻求动机，而广延边际OFDI则是基于资源与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此外，运用技术溢出模型对“二元边际”投资的技术双向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显示，中国OFDI并不存在显著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

双向技术溢出推动我国制造业动力变革的共生效应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FDI与OFDI双向技术溢出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动力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FDI与OFDI双向技术溢出对推动制造业动力变革的共生效应强于单向技术溢出作用力,但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双向技术溢出的共同作用力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双向技术溢出的共生效应显著强于同G20国家间的共生效应。进一步就作用机制中介效应检验来看,科技创新对共生效应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人力资本因素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并且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作用均具有门槛效应,双向技术溢出的共生效应呈显著“U”型特征。因此,需精准实施双向投资空间差异化策略,发挥好双向技术溢出通过科技、人才等要素推动制造业新动能培育的路径作用。

“引进来”“走出去”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效应研究——基于研发能力和产业集聚的门限回归检验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双向技术溢出造成冲击的背景下,为明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研究“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作用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4年至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引进来”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但“走出去”的逆向技术溢出未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两者对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通过门限回归发现,“引进来”的技术溢出在研发能力的门限作用下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表现出先递增再递减的影响力,“走出去”的技术溢出却表现出先递减再递增的影响力。在产业集聚的门限作用下则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表现出单调递减的影响力。显然,这将对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精准施策、化危为机、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研究

“引进来”联动“走出去”高效地转变了产业链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提升了产业链“链主”地位,同时,中国产业链“链主”地位提升能够有效破解“卡脖子”产业链的制约瓶颈。采用固定效应和泊松回归对比方法,结合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中经网以及国泰安数据库,统计测算1998—2022年产业链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的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内外联动能够有效地提升“卡脖子”产业链“链主”地位;二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的强度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作用强度高于长江以北地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强度高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三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行业异质性,专用设备行业作用最强,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作用最弱,其余行业介于之间;四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时段异质性。同时,通过剔除异常值、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数据、排除疫情干扰以及双边缩尾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据此,提出高质量“引进来”联动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区域布局、产业布局合理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