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的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双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存在双向互动机制。产业同构对流通成本的影响符合“U”型规律,适度的产业同构有利于降低流通成本,但当超出边界时则会引起流通成本上升。而从我国总体来看,产业同构对流通成本的抬高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流通成本对产业同构具有同向效应,流通成本提高会加剧产业同构。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也存在双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同构对流通成本的空间溢出效应也符合“U”型规律,流通成本对产业同构有反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流通成本提高会引致周边地区产业同构程度下降。

具有双向溢出效应的上游企业R&D政策研究

本文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两个上游企业和一个采用Leontief生产技术的下游企业的框架内 ,研究上游企业具有双向溢出效应的R&D政策。政府应鼓励兼并、补贴上游企业的R&D ,并加速R&D成果扩散。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着长期动态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目前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影响系数之和小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系数之和,说明我国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还不够高,大量中间服务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较低,支撑和拉动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间尚未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计量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是互动发展的关系。推动两者的协调互动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将有助于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中国企业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演进,实现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引导企业及全社会来认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水平和能级,推进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深化与发展服务经济有关的各项改革,制订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及相关配套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良性互动的机制,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环境,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与集聚式发展,推动建立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商业信用、诚信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切实推进产业链的整合,以获得整合基础上的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最大化效率。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双向溢出效应及其CoVaR模型估计

在信息化金融社会,风险的衡量与预警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以商业银行为实证,通过在险价值CoVaR模型,利用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双向溢出效应进行模型估算。研究显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明显的正向双向溢出效应。资产规模对商业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产生较大影响,一些规模较小但经营灵活的商业银行由于区域特色较为明显,也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双向溢出效应对原生广告传播的影响机制研究

原生广告是以移动互联网等为终端平台的新媒体广告传播形态,其打破了传统的媒体信息和广告信息泾渭分明的格局,通过相关议程设置减少了受众对产品信息的排斥,信息投放更精确。在传播过程中原生广告和新闻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溢出的变化与广告和新闻的契合度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一方面,原生广告需要强调广告价值和新闻价值的统一;另一方面,企业应当规避潜在的市场风险以促进原生广告的有效传播。

基于GARCH-CoVaR模型的银行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银行系统具有很强的风险传染性,文章采集2014年1月6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13个A股上市商业银行及银行指数、上证指数的日收益率数据,基于GARCH簇模型并酌情加入ARMA模型进行拟合,选择适宜的学生t分布或广义误差GED分布,以此来计算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商业银行与银行体系的风险双向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溢出较显著,同时其VaR值和CoVaR值相比中小商业银行处于较低水平,当面对外部风险时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而中小商业银行因抗风险能力较弱而更易受外部风险溢出的影响。

发达经济体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双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利率、汇率、贸易视角的TVP-SV-VAR模型分析

伴随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货币政策外溢性不断加强。本文聚焦发达经济体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双向溢出效应,尤其是美国和我国货币政策的双向溢出影响,从中央银行视角研判应对溢出效应的政策选择。结论如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存在相互溢出效应,表现出非线性时变性、非对称性特征,呈冲击增强趋势,我国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利率和贸易渠道传导较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对我国溢出效应的汇率渠道传导较为显著。

广告投资双向溢出效应下的最优定价和广告策略

假设仿制品企业对市场具备高度的敏感性且具备快速生产低成本产品的优势,从而可以与制造商同时进入市场,并生产出与制造商新产品具备相似特性的替代产品.并且通过引入广告投资的双向溢出效应来研究不同的广告宣传策略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与传统的营销理念“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同,研究结论表明质量越好的产品,反而越需要广告宣传;其次,模型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仿制产品的质量相对较差的原因;最后,仿制企业相对较低的产品质量是生产商和仿制企业共同期待的局面,仿制品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广告投入总是会提升本企业的利润并降低制造商由于仿制品企业进入市场而导致的利润损失,从而使制造商和仿制品企业在此时能够更加和谐地共存于市场中.

中美货币政策双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实证分析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中国主要从总量、价格和结构上采取灵活适度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美国则实施了大规模直达实体经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两国货币政策在对本国经济发生作用的同时,也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本文运用中美2007年1月-2021年3月期间的宏观经济变量,构建TVP-SV-FAVAR模型,分析两国货币政策双向溢出效应,并重点考察新冠疫情期间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结果发现,美联储货币供应量与利率调整,均会对中国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对外贸易及股价产生更为显著且持续时间更长的正向冲击,"零利率"政策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金融信贷、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且持续期较长;反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通货膨胀几乎不产生影响,对其余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多呈现短期特征,长期则不显著,且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来自疫情而非中国货币政策。

企业研发人员之间的溢出效应

企业研发人员承担科技创新任务,主要从事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研究表明:这一过程,不仅会形成以知识形态为主的技术产品,而且会产生大量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溢出现象。研发人员通过相互交流和接触,会产生双向溢出效应。其中积极溢出效应,有利于增强参与者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能力,由此形成的科技研发方面的社会边际产品,会大于企业分散时形成的私人边际产品。另外,研发人员研制新产品时,如果吸收了别人发明创造方面的积极溢出,将会促使新产品研制效率提高,由此增加的科技创新溢出盈余,可以提高产业利润率。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业双向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互联网金融指数和申万行业指数的日收盘价数据,采用GARCH族模型结合CoVaR方法,从定量计量和动态特征分析两方面入手,考察了互联网金融行业与传统金融业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与各传统金融业之间均存在双向不对称的正向风险溢出且传统金融业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溢出强度显著高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风险溢出强度;从整体来看,互联网金融与银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效应最强,但从局部分析,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对证券业造成“激增式”风险溢出,不可掉以轻心;此外,互联网金融与各传统金融业之间的风险溢出还具有周期性特征.

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国内14家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指数的日股票收盘价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商行自身风险最大,且互联网金融风险与城商行差别不大,国有银行风险最小;第二,互联网金融与各类型商业银行之间均存在双向不对称的正向风险溢出,且各商业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强;第三,通过比较分析三类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风险溢出值发现,互联网金融与城商行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最强;第四,银行规模大小不是决定风险溢出强度的主要标准,互联网金融与城商行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价值及溢出的测度

文章通过Co Va R模型,采用2007年11月16日至2014年2月7日12家上市的商业银行收盘价的周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我国不同上市银行与银行系统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以及上市银行的风险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在q￡0.05区间内,单个银行与银行系统之间存在双向的风险溢出效应且两种风险溢出之间存在关联;对中国银行系统而言,风险贡献度最大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12家上市银行系统重要性之间的差别不大,但是稳健性存在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