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堵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关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全面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对微观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对于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且主要通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和促进居民消费意愿三种作用机理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提升效果在海外市场接近度较低、交通基础设施较差、消费文化较保守的地区更为凸显。此外,基于双向直接投资相对强度的讨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且二者的相互影响将增强各自对消费的提升效果。基于消费升级的讨论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在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需求层次两种渠道助力居民消费升级。本文为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新竞争优势导向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双向直接投资对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价值链攀升至关重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双向直接投资持续活跃,不仅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能够在技术引进、效率提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有效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强调从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五个方面进行高质量建设,在重新布局和整合国内外物流通道、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和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竞争优势。因此,围绕新竞争优势导向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价值提升、短板分析以及实现路径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的双向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及其溢出效应。首先,通过分析国际贸易新竞争优势,识别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提质增量的关键因素。然后,从通道物流效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分析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新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其次,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对双向直接投资的时空演进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找出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双向直接投资短板。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就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而言,双向直接投资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短板。与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相比,其数量短板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较少且增幅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慢且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质量短板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负面效应突出、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不明显、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三方面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偏低、政府支持和引导不足两方面。根据研究结论,建议依托贸易便利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核心物流枢纽区位优势、培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核心竞争力、以规模效应带动要素资源高效聚集与流动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提质增量。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促进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

如同国际贸易的进口与出口,FDI流入与流出也存在密切联系,一个国家FDI流入,外国企业流动的所有权优势与本国不可流动的区位优势互补,这有利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反过来,一个国家FDI流出,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与其它国家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可以充分利用其它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从FDI流入与流出的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分析,我国FDI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应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

2002年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国。FDI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行业控制与市场垄断、利用合资进行品牌控制、对高新技术实行封锁、“制造亏损”逃避税收、转移污染等。目前,虽然积极利用FDI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但利用FDI应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注意协调FDI引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消除或尽量减小FDI的负面效应,全面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双向FDI对产业间协调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间协调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区域表现差异,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FDI和OFDI的产业间协调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FDI和OFDI对产业间协调程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两者的交互项却对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中国FDI和OFDI对产业转型升级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两者的交互项却对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通过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自然资源水平效应五大机制影响FDI和OFDI的产业间协调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推动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形成积极影响具有一定启示,并为中国引资、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基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视角

阐述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视角下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从投资影响和策略角度剖析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仍存在劳动密集型资金出逃、市场要素流通不全面、常规投资风险规避较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通过完善我国双向投资制度、实施差异化投资政策以及调整区域产业链等以吸引跨境公司投资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先进的产业水平迈进。

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输出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活力。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持平。然而,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协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突出,不利于发挥双向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有效拉动作用。基于2003-2020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叉乘积项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双向直接投资制度,推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实行差异化双向直接投资政策。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这又成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指出政府政策、区域成本、经济集聚程度和区域开放程度是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从资本形成、出口效应和产业结构变动三个方面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机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527亿美元,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尤其是1997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新的阶段:从过去注重利用外资的数量变为重视外资的质量.许多世界级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加强在华的直接投资,并且投资的系统化程度加强.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项目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趋势加强.

新时代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区域来源分布不平衡等特征。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应坚持质量优先、规模并重,并注意产业和区域平衡发展。未来可以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双向直接投资的引导和支持以及加强对双向直接投资风险管控等方面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供合作交流平台,制定规范、明确、可行的环境规制标准,激励企业主动减少污染排放,最终助力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改革创新促双向投资协调发展

《新时期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的战略推进》报告指出，新时期，不宜继续把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简单地冠之以“引进来”和“走出去”，而应按照国际惯例．将两者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称“中国国际投资合作”，以推动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投资领域获取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更加优化的外部环境。

推动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提出背景下,通过分析江苏双向投资规模、产业分布和区位,发现江苏双向投资仍存在着双向投资发展不均衡、产业分布不合理、对外投资绩效水平不高、吸引外资优势下降等问题。基于此,提出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促进双向投资均衡发展;调整双向投资产业流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对外投资的制度保障,提高对外投资绩效水平;充分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发展机遇,提高吸引外资能力等对策建议。

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分析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和转型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的直接投资主要输入国和输出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该文从客观事实出发,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进行新的表述和判断,提出发展路径主要分为韬光养晦、主动发展、战略性发展三个阶段,逐渐形成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打造"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新格局。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研究——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提出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而后利用中国28个省域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出各省域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耦合协调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以及双向直接投资子系统与企业创新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通过比较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将各省域分为同步型、双向直接投资驱动型与企业创新驱动型。同时,分析中国省域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耦合协调系统的耦合度时序变化趋势。然后,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聚类分析,划分为协调、磨合、阻抑三个阶段。研究发现:从国家层面看,整体耦合度不高,但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从省域层面看,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且各地区耦合协调阶段不同。

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中国工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集聚和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十四五规划"指出实体经济是今后我国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探究工业部门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经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通过门槛回归分析2011-2019年我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以地区工业集聚作为单一门槛变量,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特征;以地区工业吸收能力作为单一门槛变量,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创新绩效存在增强趋势。进一步将整体样本分为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以工业集聚程度为单一门槛变量,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创新绩效同样存在非线性特征,其中沿海地区非线性特征呈现负效应;以工业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时,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均随着地区工业吸收能力的提高,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增强的作用,尤其是FDI协调发展对地区工业创新绩效中技术创新的增强趋势更大。进一步科学布局双向FDI区位选择和提升地区工业吸收能力,是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显著促进工业创新绩效的关键环节。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文章结合目前“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研究背景,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重点研究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在理论研究部分具体研究了三方面内容:(1)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本土自主研发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2)国内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各项外向投资动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3)国内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三个决定方程所组成的联立方程组,运用完全信息估计法中的3SLS方法估计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存在着两两正向作用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促进国内技术创新,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在分区域的异质性研究中发现,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区域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也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文章就“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并培育技术创新等竞争优势提出政策建议。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特点及问题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走出去"战略使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双向投资规模趋于平衡,并且有从引资大国向资本净输出国转变的趋势。在此形式下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阶段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经研究发现在我国双向投资并重的形势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增、海外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但在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缺少统一的国家管理机构、财税金融政策无法满足对外直接投资要求、系统的法律条案不健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