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基于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新观察

在国际贸易国内增加值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统计理念,将国内增加值中外国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剔除,以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出口额来度量出口国的贸易利益,并据此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进行估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增加值中,只有58.9%是由中国本国要素创造的;在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国增加值中,多达86.3%是由美国本国要素创造的。所以,即使是国内增加值统计方法也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得和贸易不平衡程度。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失衡特征及原因分析

随着服务贸易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科学分析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失衡特征、剖析失衡产生的原因,对于深刻揭示中美贸易真实情况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利用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对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失衡状况进行了重新测度,并从贸易限制、垄断地位和话语权等视角剖析了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失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美国协商相互对等开放市场、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制度环境、减少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外依赖等对策建议。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中国贸易成本:测算、效应与决定因素

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基于增加值贸易测算中国与60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发现双边贸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年均下降幅度大于非沿线国家年均下降幅度。计算得到贸易成本下降对增加值贸易增长影响的平均贡献率约为29%。进一步实证分析双边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发现除了关税、距离等传统因素外,GVC嵌入程度也是其决定因素。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快信息化建设,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增加值贸易发展。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以中俄为例

本文选取了中国和俄罗斯不同行业的国内中间品消耗率、从业人员劳动时间率差异、技术投入率以及资本投入率作为解释变量,使用WIOD数据库中的WIOTs以及SEA表中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国内中间品消耗率、从业人员劳动时间率差异以及资本投入率均会显著影响中俄双边贸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差异。为了改变我国对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情况,应逐渐改变以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为导向的传统贸易模式,加大资本和对高技术人才的投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从而逐渐从出口大国转向出口强国,最大程度发挥出我国出口规模庞大的优势,逐渐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失衡问题研究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碳壁垒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亟待破解低经济附加值和高碳排放双重压力。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通过构建贸易碳生产率和贸易失衡度指标,从国家整体、双边贸易和三次产业三个层面,定量揭示了1995—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和经济损益失衡现象。结果表明,2019年贸易净增加我国国内碳排放9.3亿吨。其中,中美和中欧贸易碳逆差分别为2.5亿吨和1.6亿吨。第二产业贸易导致9.8亿吨碳排放净流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贸易分别引发0.4亿吨和0.2亿吨碳排放净流出我国。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碳生产率为1.0欧元/千克碳,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一半;我国出口贸易失衡度为1.9,承担了相较于自身出口经济收益占比近两倍的碳排放责任。在我国三次产业中,仅第一产业出口贸易的碳生产率高于全球平均值、失衡度小于1.0。我国已成为国际转移排放的“污染避难所”,亟须通过采取持续强化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增加三产贸易占比、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等措施,应对更趋复杂的贸易和气候变化争端。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区际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在Novy(2013)的基础之上,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首次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进行了我国区际贸易成本变动的测算与分解。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传统贸易流量的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表明,1997-2007年的区际贸易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其次,尽管当前的区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主要体现为以内陆地区和初级产品带动的低端化整合。最后,进一步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低端化整合的迹象可能在于邻区偏少、产业同构度过高与政策缺失下,东部沿海地区更多利用国外需求进行替代所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区际分工整合将会面临"初级产品分工整合加快→服务行业过度出口→遭受出口俘获→初级产品分工整合进一步加快"的恶性循环。因此,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扭转市场分割激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区际整合质量。

中韩双边贸易利益分配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内增加值统计相对于传统的总值统计,是国际贸易统计方法的重大进步,提高了识别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客观度。用KWW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对基于国内增加值衡量的中韩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韩国平均每年在中韩双边贸易中获取的贸易利益约为中国的1.5倍,主要原因是韩国比中国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倾斜"优势,该优势是由中韩之间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出口商品结构、相对需求强度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的。

增加值视角的中美关税累积效应

由于生产全球化,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多次跨越关境,导致关税事实上不断累积,产生累积关税,使得关税对贸易的影响更加复杂。利用一种双边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分离出给定双边贸易中各国增加值的规模以及跨境的次数,从而计算出双边累积关税税率。并利用WIOD新版数据,计算2000年至2014年中美、中日、中韩、美加、美墨、美德、中德等七对双边贸易的累积关税税率。结果表明:在中美、中德、美德三对双边贸易中,关税累积效应很小,关税变动主要通过贸易中增加值国别构成、产品生产需求弹性等因素影响贸易;在美加、美墨、中日、中韩双边贸易中,关税累积效应较大。这说明对于不同的双边贸易而言,关税影响贸易的机制不一样,相应的策略也应不同。

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及碳关税影响研究

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碳关税政策将冲击我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测算了我国40种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经济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进而结合情景分析法模拟了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经济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2019年我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额和增加值分别为22486.0亿欧元和17658.0亿欧元,并隐含了18.1亿t碳排放。我国出口较多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化学品、家具、服装等制造业终端产品,出口较少的产品主要包括多类金属矿石和化石燃料。我国工业产品的碳排放强度为0.6~7.5kg碳/欧元,有90%类别的产品碳排放强度高于发达国家。当欧盟、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所有贸易伙伴分别对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征收碳关税时,我国每年分别要缴纳112.4亿、480.5亿和1123.0亿欧元碳关税,贸易经济收益将分别下降0.6%、2.7%和6.4%。对此,我国亟须统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着力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力、完善全国碳定价机制等方面的工作,防范外贸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平衡问题研究——以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

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双边总值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再根据最终需求者和生产提供者,确定中国与东盟贸易利得的分配原则,揭示其分配格局。得出的结论如下:2011-2016年中国对东盟增加值贸易均是顺差,但2014-2016年总值贸易顺差被高估,平均高估26.46%;价值链生产参与程度与贸易利得基本呈反向关系,中马、中泰双边贸易利得基本要低于中印(尼)、中菲和中越;中国对东盟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上的顺差掩盖了在初级行业、低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上的逆差;中国与东盟在整体、不同国别和行业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各有不同。

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分析

从2009年起光电设备制造业的双边贸易差额在中美贸易逆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40%,剖析其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对于揭示中美两国真实的贸易态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双边部门贸易情况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框架,本文利用WIO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从贸易规模、产品结构、产业关联以及国别结构等方面,对2000-2014年间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研究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模式下的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被夸大;尽管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贸易顺差,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获利能力相对美国较弱,中国在双边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低于美国,且以最终品出口为主;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利益再分解——以中美贸易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以出口产品最终吸收为标准的双边国家、部门及一国对外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依赖产出或出口内生变量核算增加值的不足。在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构成及利益分配进行重新测度后发现：中国对美出口创造了全球生产模式下的“多赢”格局，但贸易利益分配越发不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不断下降揭示出中国以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_T-的获利能力正逐渐减弱；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领域；培育和提升服务业价值增值能力是未来中国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的关键。

国内增加值视角的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基于中国与G20国家双边贸易数据分析

基于双边贸易的增加值(Ti VA)数据,利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BRCA)指数,测算并比较中国与G20国家双边服务贸易中的优势。结果表明: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对大部分伙伴国而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被低估,且增加值视角的VBRCA变化幅度比TBRCA小;中国与G20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逐渐趋向平衡;双边贸易中,中国在批发零售贸易、R&D和其他商务活动以及其他社会个人服务三个行业中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在金融中介、运输仓储以及教育业三个行业中存在较明显的比较劣势。

基于出口增加值的中美真实贸易顺差再核算——投入产出框架下的双边贸易核算理论重构

本文在含有异质性部门国家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进行了双边出口增加值分解理论的重构。运用2018年OECD发布的最新投入产出数据,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两国双边出口中的增加值进行了精准详细的拆分。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年均高估比例超过50%;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低估达到服务贸易直接统计逆差额的两倍以上;将服务贸易纳入中美全局贸易平衡统计后,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收窄27.22%,总顺差额大幅降至1377.15亿美元。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加工贸易部门与非加工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紧密的"转运"关系,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全面落后于美国且竞争力提升缓慢。通过中美之间的真实贸易平衡核算,本文揭示了出口增加值核算理论在贸易统计领域推广的必要性,在中美出口增加值结构比较中发现的差异也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与欧洲共同体经济贸易关系展现新高潮

我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自1975年5月正式建交。1978年共同体执行共同贸易政策,与我缔结贸易协定,取代到期的成员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后,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迅速,1983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整个共同体,经济关系已超越商品贸易领域扩大到包括工农业各部门的广泛经济技术合作。与此同时。

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看中美贸易失衡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模式，特别是运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进行统计，中美贸易顺差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过去几十年，中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双边贸易更是得到快速发展，中美贸易顺差也由此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特别是深入参与亚太地区价值链，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后，才逐步由逆差演变为顺差的，且顺差不断扩大。

中欧贸易、投资与欧元区经济增长——基于增加值贸易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从贸易增加值角度重新分析欧元区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增加值及中欧双边投资对各国人均GDP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欧元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大、进口贸易的本地增加值越大以及出口贸易的本地增加值越小越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同时,随着失业率的降低和欧元区最终需求产品的本地增加值与中国增加值比值趋于平衡(降低),欧元区最终需求产品的中国增加值对欧元区人均GDP的负向作用有所缓解。研究结论显示,加强中欧经贸合作,尤其是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对欧洲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的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