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5—2018年我国跨国制造业320家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算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抑制效应与净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其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负向偏离前沿创新水平;从分位数的角度来看,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政府补贴会抑制其创新水平的提升,但部分企业仍能更多地受益于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从时间分布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的净效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能否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新视角与再测算

文章选取中国2011—2018年26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算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抑制效应和净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和负向双重影响,其中促进效应占73.48%,抑制效应仅占26.52%,即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影响远远超过负向影响,较好地提高了城市创新能力;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35个大中型城市创新能力的赋能作用强于其他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人才集聚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而政府管制力度过强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抑制效应,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

信息不对称下的经理人薪酬议价研究——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BSFM)

文章构建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测度模型(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研究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经理人与企业博弈双方掌握的信息程度对经理人薪酬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在经理人和企业达成薪酬契约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原因在于企业比经理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2)大部分的经理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低于基准薪酬的价格,平均而言最后博弈双方达成的薪酬比公正的基准薪酬低3.85%;(3)年度效应分析结果中发现2016—2021年,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大致比基准薪酬低4%左右。

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度量

在有效地控制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前提下,本文将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同时纳入到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并探讨了各种财务因素对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较最优水平低了37.5%,而代理成本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0.6%,两者的净效果使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率为6.9%。此外,流动资产净额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规模较大、持有较多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并且不同规模和地区之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从融资视角来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其自身特点受制于较强的融资约束。因其引发的资金不足问题导致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为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补贴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0~2014年新能源产业微观数据,在全样本和按企业异质性分组的子样本下,利用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定量估计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双边效应和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效应能够平滑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但却未能完全正负抵消,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但也有1/4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从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

流动人口获得了公平的劳动收入吗?——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流动人口是否获得公平的劳动收入。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总体上获得了较公平的劳动收入,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相对减弱,高收入者获得的工资要低于公平工资水平,而低收入者获得的工资要高于公平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劳动收入。因此,要为流动人口获得公平劳动收入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同时政府要根据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提出相应政策,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从而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收入。

中国出口企业议价能力测度——基于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双边随机边界分析

本文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国工业品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谈判议价对于最终出口价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的出口商在与国外进口商的谈判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最终形成的出口价格低于基准价格;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出口议价能力。因此,相关部门应构建出口信息平台,为出口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鼓励出口企业通过集体议价的方式与进口商进行谈判,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剩余产品补贴下双边随机的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考虑供应商物流服务水平影响农产品终端市场需求的情形,建立了产出和需求双边随机的两级供应链模型。引入农产品现货市场,验证了集中决策模式下最优的订购量、物流服务水平和计划投入量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进一步,在分散决策模式下加入批发价和剩余产品补贴契约,发现:当批发价不小于临界值t时,分散决策下最优的订购量、物流服务水平和计划投入量均低于集中下的相应值;而当批发价小于临界值t时,集中决策下的订购量与物流服务水平的比值低于分散决策下的相应值,进而表明,上述组合式契约无法完美协调供应链。在此基础上引入物流服务成本共担契约,证明了当批发价恰好等于临界值t时,可实现供应链完美协调。最后,给出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应结论,并对外购价格进行了灵敏度分析。随着外购价格的增加,最优计划投入量保持不变,订购量和物流服务水平逐渐减小,而计划生产率则逐渐增加,但上述变量对于外购价格的敏感性均随其增加逐渐下降。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市场化,还是去市场化?——基于双边随机前沿与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

文章使用2006年6月至2015年6月中小板708家IPO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询价制下新股四次发行制度改革与新股发行定价效率做出了实证检验,使用双边SFA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其影响发行价格的能力要高于发行人,二者议价能力之差为正;使用异质性SFA实证表明,询价制下新股一级市场定价存在显著的上边界现象;2012年5月第三次IPO发行制度改革后,我国IPO定价进入了看似"有效"的"无效率"状态。IPO发行制度的改革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发行价格管制,"监管红线"的出现导致投资者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无法对新股充分表达意见,询价制解决新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实现。

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纳入同一框架构建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利用2010—2016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测度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和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的联合效应对融资效率最优水平的偏离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现金流量和债权融资引致的融资约束对融资效率具有显著性影响。政府直接补贴的数量和国有产权的比重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2)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的双重影响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融资效率偏离最优水平在20%—45%之间,大部分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3)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偏离指数呈现地区差异性:西部>中部>东部。

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测度与中国水果出口定价——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议价能力是影响出口定价的重要因素。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国水果出口议价能力及其对最终出口定价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国双方掌握的信息程度对最终出口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进口国相对于出口国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并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出口国被迫接受一个低于理论价格的价格,最终形成的实际出口价格相对于公正的理论价格低0.92%;年度效应和国别效应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实际出口价格低于理论价格,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为提高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政府部门应搭建出口信息平台,及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并鼓励提高水果出口商的组织化程度,通过集体议价的方式与进口商展开谈判。

高房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挤出还是挤入?——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测算

本文以兼具消费品与投资品属性的住房双重属性为基础,从供求两方面详解高房价对企业创新的双边作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房价影响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挤入效应及其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房价的挤出效应(27.46%)和挤入效应(18.21%)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实际企业创新水平低于前沿企业创新水平9.25%;②房价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应为负,房价的挤出效应仍然占主导地位;③基于政府行为角度,从土地供应和金融发展两个层面分析房价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土地供应量减少强化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弱化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①要着重从供给侧解决房价过快上涨问题,增加土地供应量,改善土地供应偏向性,释放住房需求,从而弱化房价过快上涨带来的负效应;②促进企业创新着力点在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要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降低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效率,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创新。

风险投资、融资约束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并以中国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2)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1/4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政府补贴、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分析

要素市场的扭曲弱化甚至也影响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为更准确反映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程度及综合效应,本文以我国制造业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统一框架下测度和验证政府补贴、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并未完全冲抵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二者的综合效应最终导致企业实际创新低于有效创新7.91%;通过产权异质性、地区差异和不同生命周期视角的考察,发现政府补贴和要素市场扭曲的综合效应使得企业实际创新低于有效创新这一状况并未随着企业特征分组而明显改善。因此,应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更加完善的政府补贴机制,完善要素市场,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

FDI与环境污染:溢出效应还是污染效应?——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FDI对环境的污染效应、溢出效应及其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FDI的溢出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排放,污染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为正值;(2)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在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均显著为负,但是FDI的污染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3)通过不同FDI水平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FDI水平的增加而呈现递增趋势;(4)人力资本分组研究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递减趋势。

定价偏差与IPO抑价之谜: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将“IPO抑价”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一级市场的刻意压价、二级市场的异常需求和供给刚性引起的定价偏差。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新股的发行价格和交易价格的确分别受到一级市场刻意压价和二级市场供给刚性的影响，并且长期市场氛围、行业周期性、发行制度和短期市场气氛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价格决定中的抬价力量和压价力量。进一步计算影响IPO抑价三个因素的平均贡献比例发现，二级市场的异常需求是我国IPO抑价长期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创业板IPO定价效率研究——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在询价制下,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发行价格由发行人、承销商、询价对象及投资者等多方共同决定。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考虑IPO定价过程中的折价效应和溢价效应,对创业板IPO定价效率进行度量,结果表明:在2009年10月30日～2012年6月30日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定价过程中存在折价效应和溢价效应,但折价效应大于溢价效应,即创业板IPO整体表现为发行折价。平均折价幅度为6.58%,折价幅度较小,表明国内创业板IPO定价效率较高;且平均折价水平呈下降趋势,即创业板IPO的定价效率不断提高。

议价能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分析

审计收费中的最终价格确定是审计双方博弈的结果。使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分析框架分析审计收费中的定价,以及审计双方议价能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事务所的议价能力使得审计收费比理论均衡价格高出大约24.02%,上市公司的议价能力使得审计收费比理论均衡价格低了大约17.29%,两者的最终博弈结果使得中国审计收费比均衡价格高大约6.73%,中国事务所审计收费存在一定的高收费现象,事务所对大规模企业有收费溢价,2006年后,国际四大事务所存在高收费溢价现象。

城市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为识别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利用2004—2018年25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Landscan全球人口动态统计数据、DMSP和Flint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集聚效应、蔓延效应及净效应。结果表明:(1)2005-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聚集度变动对空气污染造成的集聚效应略强于蔓延效应,集聚效应使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降低26.67%,蔓延效应使环境污染水平上升24.66%,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城市实际空气污染水平比“污染边界”低2.01%。(2)随着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蔓延效应则逐渐减弱,两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联动性;城市人口聚集度跨越门槛值后,集聚效应超过蔓延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空气污染的综合影响由“加重污染”转变为“减轻污染”,总体上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有利于改善空气污染。(3)不同聚集类型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松散型和中低聚集型城市的蔓延效应仍占主导地位,高聚集型和聚合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主导作用。(4)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净效应均值在不同年份变动不大,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正,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负。上述结论对于开展城市人口与空间管理具有启示意义,应从推动人口集聚、防止城市蔓延、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布局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城市人口聚集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资本监管有效性研究

构建一个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估计和分析资本监管当局与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能力及其影响效应,借以评估资本监管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监管当局与商业银行不同的影响能力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更强的影响能力,双方的综合影响结果导致实际风险水平比均衡风险水平高34.78%,中国商业银行对风险仍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资本监管有效性相对不足。监管当局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监管水平,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行业信息和个体信息的深度了解,进一步增强资本监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