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经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只有当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这突破了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转型效果的线性认知。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能够平缓数字化转型与双重代理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且使得拐点左移,这一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反,高管股权激励并未对二者关系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本文对现有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并对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完善激励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表现——基于双重代理成本的视角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企业披露ESG信息能否改善其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仍尚未明确。基于此,以2016—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披露ESG信息质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对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股票收益。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处于行业竞争较激烈的企业而言,ESG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收益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披露ESG信息不仅是对持续增长的价值投资和ESG责任理念的积极回应,还有助于提升股票收益,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决策。

CEO声誉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吗?——双重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CEO声誉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良好的信号,而声誉机制在实践中也能够发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高声誉CEO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双重代理成本在CEO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声誉能够激励代理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同时也能够减少代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合谋,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继而使CEO更加关注全体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师关注度与市场竞争强度作为外部压力能够强化CEO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实现内外部治理因素的协同效应。

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理路径——基于双重代理成本研究视角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董责险对高管减持的治理效应以及双重代理成本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采用事件研究法得出高管减持导致的异常收益,以此识别高管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董责险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认购董责险可以通过缓解企业代理矛盾,约束高管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董责险在高管业绩压力低的环境中对高管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抑制能力更显著。文章旨在从双重代理成本角度探讨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治理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董责险通过降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抑制高管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证据,同时也为拓展董责险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双重代理成本与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1998-2006)

本文在经典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转型期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对双重代理成本的制衡机制。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对代理成本Ⅰ(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大量的债务甚至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提供了现金流支持。债务治理机制对于代理成本Ⅱ(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文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绩效依赖于公司的性质及其他治理变量,需要具体细分其机制和渠道。同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机制的确也在不断优化,对企业价值逐步能够起到正向作用。这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基于双重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部因素成长理论与双重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以2007-2011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于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第一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股权激励以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为影响路径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产生促进效应,但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

基于中国足球协会双重代理的中超联赛组织管理结构变革

以中超联赛组织管理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均衡联赛的投资者利益、社会义务与政治责任为研究目的。研究认为:(1)实现中超联赛组织管理结构管办分离的关键,在于中国足球协会改革转型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代理人,促使双方合作博弈均衡的达成。(2)中国足球协会双重代理的改革转型实现策略,是达成其"实体化"改革目标,并进一步合理化中国足球协会与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关系结构。(3)以中国足球协会的双重代理改革转型为支点,构建符合"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要求的中超联赛组织管理结构。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地方党委的双重代理与三重失衡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地方党委层面存在的问题得以突显。地方党委层面大量腐败问题的查处既表明了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又突显出地方党委权力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纵向维度上,地方党委兼具双重代理人角色,它既是中央或上级组织在地方的"代理人",又是同级党组织和地方利益的"代理人"。"双重代理"角色的内在冲突与困境是导致地方党委出现系统性腐败的一大诱因。而横向维度上的三重失衡:党委领导干部权力—党员权利失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失衡以及地方党委权力—责任失衡,则导致党内控权制度失灵,在地方组织层面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推动地方党委的权力结构法治化转型是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1)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有负相关关系;(2)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有负相关关系,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3)高管—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双重代理关系下大股东与经理动态互惠激励效应

以序贯互惠模型为基础,为大股东和经理植入互惠偏好.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检验大股东掏空和经理自利的影响因素,探讨互惠对双重代理问题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首先实施掏空行为,经理会选择自利行为.如果大股东放弃掏空,并且经理的互惠敏感性足够大时,经理会放弃自利行为.当经理的互惠敏感性较小时,大股东掏空和经理自利现象将同时出现.另外,当经理具有足够大的互惠敏感性时,大股东放弃掏空是最合理的均衡.研究结果表明,约束大股东行为和基于经理互惠动机优化公司激励机制是改善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

医疗保险中医生的双重代理身份及其带来问题的研究

通过对医生在医疗保险中双重代理身份的分析,阐明了医生的双重代理人身份必然带来医生的道德风险的观点,而我国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不足又加重了这一问题的影响,建议必须从解决信息不均衡和管理制度改革入手来防范医生的道德风险,同时还要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

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冲突与化解——一个简单的双重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

村民自治为村级社区内部有效的自行解决农村公共商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然而,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等宏观因素却在现实中扭曲了村民自治制度。这一扭曲就具体表现为:政府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两者的冲突下,其共同的代理人———村民委员会受托目标的偏差。本文通过构建双重代理模型,说明了作为独立于双方委托人的利益团体———村民委员会最优的行为选择问题。

基于双重代理密钥的船舶自组网门限签名方案

为了解决船舶自组网应用条件下的消息认证问题,利用门限代理签名体制和双线性对性质,设计了一种不依赖于可信认证中心和防篡改设备的签名方案。通过双重代理密钥的设计和门限签名机制的应用,使船舶节点通过多项式时间的计算完成消息签名,并运用随机预言模型证明了方案的安全性。分析表明,该方案在保证正确性的前提下能满足强代理签名的性质,并具有较低的计算开销和通信开销。

信息披露质量、双重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本文采用深市A股192个上市公司2014-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委托代理理论和隧道效应理论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双重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双重代理成本在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高管-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外汇风险对冲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降低还是增加?——来自北京跨境投资企业的经验证据

"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日益频繁,针对汇率波动,海外投资企业倾向于通过使用外汇衍生品来管控汇率风险。而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也屡见不鲜。那么,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是降低还是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北京海外企业为例,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不仅能显著降低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也能显著降低第二类代理成;同时,外汇风险对冲对于国有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而相比于低成长性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对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更为显著,而高跨境投资规模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针对衍生品市场、企业管理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对短期负债与国际金融危机关系的重新审视——基于双重代理的分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短期负债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通过对短期资本流入征税等措施来限制甚至禁止短期外债。但基于双重代理的分析,短期负债会使政府采取对投资者更为有利的政策,这在确保贷款方回收贷款的同时,也提高了借款企业以及借款国的福利水平。因此,危机的原因应归结为借款方对借款能力的耗竭,而不是短期负债。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国有企业集团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和体现综合国力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对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作了分析。分析显示:管理层代理关系对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主导作用,国有控股股东"缺位"没有使内部资本市场变为利益侵占的渠道;另外在企业总部层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金;从成员公司层面,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代理问题使得内部资本市场效率降低。

风险投资体系的双重代理与财务目标趋同效应分析

一、风险投资概述 风险投资，人们认为最早起源于美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的，这种投资方式与以往抵押贷款的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所以可以看出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而不是借贷资本。风险投资如果成功，投资人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失败，投进去的钱就算打水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