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程序的体系调适:兼评新《公司法》第189条

新《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正式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并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完善,但相关规则的适用尚存在探讨空间。为实现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的协调,在原告持股标准方面,应考虑母子公司结构下换股交易后的“持续持有”标准和不当利益抗辩的“同时所有权”标准应用。在被告范围扩大方面,新法允许母公司股东起诉侵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他人”,但需注意区分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并灵活认定全资子公司。在前置程序方面,被告范围扩大后应要求原告同时向母子公司提起诉前请求,同时尝试建构以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审查程序。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香港双重代表制的生成逻辑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落地,在理论上意味着对香港地区代表制模式进行了调整,以实质代表对形式代表进行了平衡,通过双重代表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补齐了原本有所缺位的主权要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安全与稳定。历史地看,从修正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偏差,到有序推进民主进程,香港地区双重代表制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中国智慧在实践中逐渐驾驭竞争性选举机制的过程。同时从制度原理来讲,香港地区作为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带,“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即蕴含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味,而这又是在拥有中国主体性视角的前提下进行的。形式代表制蕴含的民主价值应该被肯定,但其理论内涵需要被厘清;实质代表制的功能也需要被正名,传统贤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主旨在此得到了结合。双重代表制作为我国宪法中已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展现了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多元一体”的制度自信。

双重代表制: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实证解读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双重代表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益实践。全国层面2007—2023年双重代表群体现实样本的表明,我国的双重代表具有典型的群体特征,尽管未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但双重代表制并未摆脱正式制度架构的约束,而是充分体现了正式制度的内核,在实践上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并且发挥着维护和巩固正式制度体系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双重代表制也将获得更为明确的制度支撑。

日本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88条之规定

在母子公司中,当子公司发生违法行为而母、子公司均怠于提起诉讼时,母公司股东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88条规定,允许全资母子公司中的母公司股东通过追究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法行为责任以实现损害救济,但该条文内容过于笼统和狭隘。在今后的立法中还需对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中母子公司的判断标准、母公司股东的资格要件、被告范围的确立、前置程序的设置、滥用诉讼的防范以及诉讼费用的改革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我国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架构研究

双重代表诉讼在完善集团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母公司投资人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公司集团化发展,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已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确认。我国母子公司运营形式的普及使现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出现困境,对母公司股东权利的保护也提出了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首次确认了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但对双重代表诉讼并没有安排特殊的制度设计。针对双重代表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在制度适用上的区别,我国立法中应从起诉前提、原告适格性、前置程序等方面对双重代表诉讼制度进行具体设计。

双重代表诉讼理论之重塑及对我国立法的检讨

我国《公司法》虽然确立了诉讼代表制度(即股东派生诉讼),但是这并不足以保护立体公司架构下的中小股东。本文从分析实例入手,针对控股公司架构下控股公司中小股东间接投资利益的保护问题,提出建立双重代表诉讼的必要性;在就相关理论存在不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如何重塑该理论基础,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做了检讨,阐明建立该制度的路径及几点需要考虑的问题。

双重代表、资源中心与转换中介:将工会建设成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内涵

将工会建设成枢纽性社会组织的涵义,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协调需求上,将工会定位于既代表社会又代表国家的双重代表职能,同时让工会成为汇聚国家与社会的资源中心,并由工会进行资源的分配与转换。上述对工会作为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内涵界定,既是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角度的制度规定,也是工会作为社会组织所依赖的资源集聚、分配与转换角度的运行机制。

公司法实施中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确立与构建

我国现行公司法构建在传统公司法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公司集团化发展、母子公司架构普及的背景下,无法为母公司股东利益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面对母子公司化运营的常态现状,有效的双重代表诉讼机制能为母子公司各方权益平衡提供制度供给,也能够强化母子公司结构下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充分发挥双重代表诉讼功能,可从以下方面构建我国双重代表诉讼规则:能够提起双重代表诉讼的原告应为全资母公司的股东;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应与现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现行规则保持协调;能够提起双重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以竭尽内部救济和外部救济为诉权行使前提。

关联公司视角下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完善刍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31条被认为是我国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的开端。从关联公司的视角来看,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颇有不妥之处;司法解释仅仅是出于谨慎考虑而对非全资子公司参与股东双重代表诉讼未做文字规定,但这不能理解为否定非全资子公司参与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当前司法解释在适用时,应注重保护子公司利益,防止母公司股东滥诉,并结合域外相关经验,在我国适时开展股东多重代表诉讼试点,以期为今后立法奠定基础。

“双重代表权”问题始末

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从1949年提出到1971年最终解决,历时22年之久。尼克松政府和台湾为保住联大及安理会席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推出了在确保台湾席位的同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即带有"两个中国"意味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并就此展开了外交斡旋。事实证明,无论台湾怎样挣扎,终是难逃被驱逐的命运。

母子公司架构下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证成与构建

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公司结构从单一平面转向多元立体,母子公司逐渐成为现代公司的常态化架构形态。随着公司集团化如火如荼地进行,建立在单一公司架构上的传统公司法窒碍凸显,已无法有效解决母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难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首次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母子公司,但并未突破股东代表诉讼的局限。根植于公司立体架构的双重代表诉讼兼具实体法理和程序法理的正当性,能够有效弥补制度阙如,为母公司股东提供有力保障。鉴于此,我国应积极引入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结合基本国情和立法现状厘清适用范围、原告资格等结构性因素,并从穷尽内部救济、适用程序豁免、保障公司自治、赋予法院司法审查权等角度对前置程序进行细化和完善。

论我国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首次确认了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但并没有对该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设计。针对公司集团化趋势下,母公司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首先应该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性质疑,并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适用不足的现状以及对域外经验进行分析与反思,进而就适格原告、被告范围、前置程序以及防止滥诉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思路。

论中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兼论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公司单一结构向集团公司等复杂立体结构的发展,中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司法需求。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护与股东诉讼的便利化成为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此,以审判理念现代化为引领,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性地化解纠纷,选择科学法律方法——“类案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认可受控小股东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客观上,切实地便利了小股东的诉讼,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下正处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又逢中国《公司法》第六次全面修订之时,应当构建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凸显中国公司法的正义性品格。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兼及政治代表中“利益”与“意志”的调和

人民与代表在政治理论与政治修辞中常常紧密关联,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均宣称它们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人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尚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论说明,这严重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政治秩序与政治代表过程的理解。从人民与代表概念的学术和日常语境来看,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与代表关联在一起的:其一,人民以代表者的身份代表着分散的民众;其二,人民又作为被代表者被其代理人以"代行为"的方式所代表。我们可以由此阐明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该模式借助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所具有的公共性,为调和传统政治代表模式尤其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中利益代表与意志代表的持久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本土化构建路径

现代公司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和立体的形态演变趋势,使得基于独立、单一和平面的公司结构形态的传统公司法规范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资源予以应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其典型。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正式确立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该立法空白导致实践中司法裁判者往往对之采取否定或排斥的立场。但母子公司框架的内生优越性使得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具有现实需求,故此,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相关理论和制度的基础上重塑该类诉讼的正当性依据,并从适格原告、被告范围、前置程序和诉讼防御四个维度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试图在鼓励正当诉讼和阻止恶意诉讼、维护公司独立人格和保护股东权利、节约诉讼资源与捍卫程序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规范体系。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由双汇事件引发的思考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公司法赋予股东制约公司与公司高管的法律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引进国外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确有必要。关联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研究对于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审判具有重大的补缺作用,它也是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监督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有效法律手段。

我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在具有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模式中,当子公司权益因不法侵害而不当减损时,有必要赋予母公司股东穿越母子公司两重法人而径直向违法行为人追索责任的资格,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国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考虑到我国派生诉讼的司法现状以及现代企业发展的复杂状况,须以宽松的立法模式来设定原、被告范围,并参照已经建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适用条件、前置程序及豁免进行具体设计,以期对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予以进一步保护。

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要件——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公开征求意见稿)》第31条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是单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延伸,各国在原告适格要件上也注重保持和单一股东代表诉讼的一致。但是基于股份交换等情形,使得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要件势必要有所缓和。我国在构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上,应当首先承认母公司股东具有起诉的资格,调整单一股东代表诉讼在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适用障碍,充分考虑股份交换等特殊并购情形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