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香港双重代表制的生成逻辑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落地,在理论上意味着对香港地区代表制模式进行了调整,以实质代表对形式代表进行了平衡,通过双重代表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补齐了原本有所缺位的主权要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安全与稳定。历史地看,从修正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偏差,到有序推进民主进程,香港地区双重代表制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中国智慧在实践中逐渐驾驭竞争性选举机制的过程。同时从制度原理来讲,香港地区作为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带,“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即蕴含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味,而这又是在拥有中国主体性视角的前提下进行的。形式代表制蕴含的民主价值应该被肯定,但其理论内涵需要被厘清;实质代表制的功能也需要被正名,传统贤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主旨在此得到了结合。双重代表制作为我国宪法中已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展现了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多元一体”的制度自信。

双重代表制: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实证解读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双重代表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益实践。全国层面2007—2023年双重代表群体现实样本的表明,我国的双重代表具有典型的群体特征,尽管未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但双重代表制并未摆脱正式制度架构的约束,而是充分体现了正式制度的内核,在实践上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并且发挥着维护和巩固正式制度体系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双重代表制也将获得更为明确的制度支撑。

党的领导法规之法理证成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健全保证和规范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的法规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环节。将领导主体具体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运行机制化、保障措施制度化的任务,应主要由党的领导法规来完成,国家法律一般只抽象确认党的领导地位,而不具体规定党如何领导。对此需作出法理论证。一是党务自理,即党的领导权是新型的公权力而非国家机构职权,党如何领导属于党务而非国务,由党根据党章规定和宪法精神自主决定;二是"下不定上",党创建并领导国家政权,执政体制不同于西方,不宜由被领导的国家立法机关来规定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三是宪法授权,即党是人民主权的政治代表,人民用宪法确认党的领导地位并默示授权党自立领导法规。党的领导法规起着宪法相关法的作用,应着力提高立规质量,并构建"领导法学"新学科。

论越南的政治问责双轨制

政治问责制是现代政治中一项重要的控权制度,来保证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一党执政国家中存在如何同时对握有实质执政权的执政党和形式执政权的政府进行问责的难题。越南的政治问责双轨制改革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方案和有益的启发。这种双轨制背后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双重代表制",但仍要处理好代议机关问责和党内问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