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双重制”的兴衰之鉴:我国普职教育平等发展

英国“双重制”的生命周期仅二十余年,其兴衰之旅大致经过了酝酿、兴起和衰退三个阶段。对技术教育进步需求与学术教育保守要求之间矛盾的调和作用,使得“双重制”顺利实行。然而,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趋同现象,促使英国高等教育公共部门丧失自身职能与特色,最终导致“双重制”的终结。韦弗等人构想的“双重制”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个人发展与教育发展皆利大于弊,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应从确保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权利与地位的平等,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加强职业教育的质量建设,破除阻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不良社会环境三方面着手,推动我国普职教育平等发展,以确保社会、个人与教育等协同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分层政策案例分析

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是政府自上而下干预高校分层定位的经典案例,它的终结并非“二元”或“多元”分类模式的缺失而是“双重制”政策导向的失误。它启示人们,高等教育及机构分类不只是纵向分层也包括横向分类,其关键在于分类依据及定位政策的导向。

从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的兴衰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选择

我国当前正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 ,高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生力军。在这一过程中 ,处理好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及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是英国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高等教育结构制度 ,其兴衰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示。本文还简要分析了我国在《面向 2 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立交桥制度”。

英国双重制演变的文化动因及对我国发展技术本科的启示

双重制作为英国高教发展史中的一大特色，为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导致其最终走向消亡。分析双重制演变的文化动因对有类似文化传统的中国探索技术本科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激励还是约束:双重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利用环境规制工具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论文基于2010-2021年70个大中型城市的数据,探究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非线性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环境规制有利于从正面激励和反面倒逼两个方向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均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发挥作用,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环境规制越完善的地区作用效果越好。因此,应从建立健全环境规制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设计差异化政策入手,发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双重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1年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双重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绿色创新效率对当期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双重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提高区域生态效率的关键因素,文章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2013—2022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行测算,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并比较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促进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相比中西部地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双重环境规制和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发挥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果为更好地落实环境政策和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探究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以2011—2020年国家自创区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深入剖析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国家自创区不同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通过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途径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双重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特征。基于此,国家自创区应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从而为国家自创区企业创新注入绿色基因。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对比分析

环境规制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工具,在以“绿色”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现实需求下,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012—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开展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层级划分,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城市群及内部各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京津冀发展趋向单极化、长三角发展趋向全面化、珠三角发展趋向高速化;(2)双重环境规制利于长三角、珠三角高质量发展,不利于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正式环境规制利于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利于京津冀和珠三角高质量发展,不利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3)双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城市群内中心、次中心、外围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显著。由此,提出关注城市群发展差异、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当制造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就成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出路。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作为实证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双重环境规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企业发展的外部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消极影响,同时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配合绿色技术创新,共同激励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交互效应发现,三者之间的有效配合能够有力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据此,为环境规制的合理使用以及制造业企业发展策略提供政策建议。

嵌入双重问责制的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探究

事业单位将问责制嵌入内部控制能够助其贯彻实施,解决流于形式的弊端。事业单位在内部控制中嵌入问责制包含外部问责和内部问责两条路径,通过对案例事业单位的分析得出:监管机构的垂直问责、社会公众的社会问责能够通过威慑作用和声誉效应形成外部问责机制;单位顶层的垂直问责、业务部门之间的平行问责能够通过推动作用形成内部问责机制。文章研究可以为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多路径嵌入问责制提供具体的实现方式。

英美高等教育分类政策比较——以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和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例

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和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政府干预高校分类的典型案例,但二者实施的结果、成效和最终命运却截然不同。以这两个政策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对世界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制定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防范发电市场中双重规制合谋的机制设计

发电市场中投资回报率规制会带来规制合谋问题,它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并存的规制格局下表现为双重规制合谋.应用组织合谋理论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对两种不同规制次序的双重规制模式分别进行防舍谋机制的设计,并讨论了政府在两种规制模式之间的选择.研究表明:发电企业在发电技术水平和治污积极性方面合谋空间的相对大小会影响政府对双重规制模式的选择,而在政府的既定选择下,通过改变对规制者的收入配置以及对企业的出力分配可以有效防范规制合谋.

双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验证了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门槛特征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同时依据双重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对各地区双重环境规制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细分,发现呈区域差异性特征: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

双重价格规制下三渠道季节性产品供应链跨期风险共担机制研究

以双重价格规制下三渠道季节性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构建序贯博弈模型,研究供应链的淡季和旺季的最优决策和利润,在此基础上构建跨期风险共担协调契约和模型,以实现供应链总利润最大化和供应链企业的双赢。研究表明,由于渠道1的原材料价格受到上限规制,旺季供应商不能完全兑现制造商的订购量;由于最终产品的价格受到严格规制,旺季产成品的供应短缺的概率增加;跨期风险共担机制使得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决策与集成供应链的决策完全一致,供应链总利润达到集成决策时的利润水平;研究还表明,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渠道集成决策下,旺季产成品的供应缺货的概率进一步加大。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在深入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与能源贫困影响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以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现阶段其未能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现阶段其能够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打赢能源减贫攻坚战,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FDI对该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尚未凸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调配合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FDI对双重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长三角和中三角存在正式环境规制与FDI的良性互动,非正式环境规制在长三角和中三角存在技术创新诱导的“回弹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化和高级化均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中三角不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技能溢价？

不同于现有文献仅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将双重环境规制创新性地纳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通过构建Dixit-Stiglitz模型将双重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对双重环境规制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采用中国2004-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均存在门槛作用效应,当未考虑双重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具有单门槛特征,显著提升技能溢价,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现U形关系;当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呈U形关系;我国现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大于1,技能溢价受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大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的影响。

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双重规制”作用分析

新世纪初期(1),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美国整体实力衰弱,日台政局变动的复杂背景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安全互动态势逐渐走向明晰化,日台安全关系呈现出新的重要变化。对于新世纪初期日台安全关系的转变,作为日台安全保障的主导者,同时也作为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外部作用力量,美国无疑在其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新世纪初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了维护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所谓核心安全利益,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施行了一种"双重规制"策略,集中体现为美国对待"美日台安全同盟"的微妙态度。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亚洲迅速崛起的态势,美国一定程度上支持"美日台安全同盟",促使日本与台湾强化相互安全关系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另一方面,为了顾及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美国又对"美日台安全同盟"持一种"谨慎"态度,保持对日台安全关系发展的一定限制,尽量不让日台在军事安全方面过于亲近,以免刺激中国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均衡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