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与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综述

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试图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而确立一种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希冀解析基于一定公司治理环境及其变迁的公司治理最优化特别是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这一问题的理论涵义与实践要旨,其对于丰富公司治理理论与促进公司治理实践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本文由此出发,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有基于此,就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股权集中与研发投资间关系研究——基于托宾Q、现金流和行业调节效应的分析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在现实和理论中均存在不同表现的现状,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收集2009-2012年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委托矛盾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因此,提高当年的股权集中度不仅会降低当年的研发投资,而且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当年研发投资降低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影响会持续到第二年,但是影响程度会低于第一年。(2)随着公司市场价值的增加(即托宾Q越大),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程度会降低;随着公司现金流的增加,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程度会增加;不同行业中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奶站治理与奶源供应链系统改进——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中国奶源供应链系统中固然存在的乳品企业与奶站、奶农与乳品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建立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并对其求解发现,奶站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与乳品企业掠夺奶农的租金、奶站成本系数和奶站自私性努力的收益负相关,与乳品企业激励强度和综合监控强度正相关。乳品企业的努力程度与其成本系数、掠夺奶农的租金、乳品企业产出的方差及其风险规避度负相关,与奶农对其激励强度正相关。文章还揭示出当前奶源供应链系统委托人合约选择的困境,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奶业契约为例,对奶源供应链系统运行过程中委托人合约选择的困境做出了进一步分析验证,并提出了治理和改进奶源供应链系统的对策建议。

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超能力派现

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我国上市公司逐步走向成熟,其股利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主要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对一些上市公司的超能力派现行为做些分析,并提出抑制超能力派现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建议。

大数据应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困境: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2009~2019年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大数据应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大数据应用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相对价值创造能力、两类代理成本与管理层非理性决策偏差构成了重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相关企业的金融化偏好主要聚焦于“影子银行”和房地产业务;在弱产业规制、劳动密集型与管理者情绪极端的企业中,大数据应用的金融化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大数据网络、利益相关者关注以及高管团队多元化有助于治理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中小股东利益。本文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单层、双重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研究结论认为,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非对称信息下具有概率约束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现状,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非对称信息下具有概率约束条件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方法,不仅解决了实际操作中代理人效用函数难以确定以及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不易求等问题,而且更有利于降低此类上市公司的双重代理成本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股东、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用来分析以私有产权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管理层)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内所有者缺位,所有权的监督比较薄弱,因此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股东(全体人民)、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得到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重委托代理理论更具解释力的结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讨论,并给出全民和政府分别作为委托人时的最优激励合同、政府侵占全民的租金及双重委托代理的总代理成本。

会计政策变更、信号传递与代理成本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代理关系,而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针对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两类上市公司,分别建立单委托、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的途径。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类上市公司中,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联结:理论框架、脱钩逻辑与复联路径

立足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践,并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以小农户、合作社和基层政府为主体的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联结的理论框架,本文深入剖析了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关系从联结到脱钩的特征事实与生成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小农户脱离乡村特色产业链之外并选择自适应增收行为,合作社异化为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基层政府选择脱离小农户的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另一方面,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脱钩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主体性尚未得到全面保障、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激励不相容、基层政府的过程监督和资源支持双双失效。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小农户、合作社和政府三个主体层面重点阐释了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复联的路径选择。

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下煤矿安全监管机制设计研究

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监管的现状以及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建立了包括政府、煤矿企业以及过度自信的煤矿管理者的两阶段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过度自信行为对煤矿管理者自身的安全管理投入、煤矿企业的激励参数、政府奖惩力度以及政府安全绩效的影响,并与煤矿管理者完全理性的情况对比。研究表明,煤矿管理者的安全管理投入、政府奖惩力度以及政府的安全绩效在过度自信程度增大时都会越来越偏离煤矿管理者完全理性时的情形,最后给出算例并验证了相关结论,为我国煤矿安全监管和实践提供了决策支持。

基于现金股利的大股东掏空研究——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以2002年～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的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通过建立一系列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确存在以高派现为手段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此外,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引入虚拟变量,对股改前后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对大股东通过高派现来掏空上市公司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