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以双重法益说为立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职务侵占罪必备的要件,但司法实务中对于该要件存在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性。职务侵占罪是由贪污罪演变而来,其保护的法益应当包括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对该罪持双重法益说的立场能够准确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履职过程中违背单位赋予其的职权与职责,利用该履职事项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而这种利用需具有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可能。

职务侵占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职务侵占罪作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一个独立罪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特殊性,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以及犯罪的客观方面都与其他财产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司法实务中对上述要件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同类案件定性的差异化,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单一法益说”与“双重法益说”之争,由犯罪客体延伸到犯罪客观方面尤其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认识差异方面,在司法实务中如何认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往往直接决定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主要存在“单一手段说”和“综合手段说”之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行为类型存在不同的理解。另外,司法实务中对于物流公司快递员将其“经手”的快递窃取行为定性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实质对此类行为进行定性,从而消除司法实务中对于此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袭警罪中“暴力行为”的判断标准与规范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后,司法实务对其“暴力行为”的认定和判断未形成统一标准,导致难以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划清界限,也无法准确区分一般与加重处罚的暴力袭警行为,究其根源在于采取了警务保护或人身安全单一法益说的立场。警务保护和人身安全的双重法益说能克服单一法益说的局限性,从而确立和规范袭警罪中“暴力行为”的判断标准。双重法益说中警务保护以“人身侵害严重妨害执法”为基准,人身安全以“现实危险但未破坏执法”为基准,因而应排除未严重妨害警务执法权的常规微暴抵抗行为以及未造成警察人身现实危险的软暴力行为,并以“是否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划分袭警罪中一般与加重处罚的暴力袭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