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1年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双重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绿色创新效率对当期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探究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以2011—2020年国家自创区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深入剖析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国家自创区不同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通过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途径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双重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特征。基于此,国家自创区应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从而为国家自创区企业创新注入绿色基因。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对比分析

环境规制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工具,在以“绿色”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现实需求下,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012—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开展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层级划分,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城市群及内部各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京津冀发展趋向单极化、长三角发展趋向全面化、珠三角发展趋向高速化;(2)双重环境规制利于长三角、珠三角高质量发展,不利于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正式环境规制利于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利于京津冀和珠三角高质量发展,不利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3)双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城市群内中心、次中心、外围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显著。由此,提出关注城市群发展差异、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当制造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就成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出路。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作为实证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双重环境规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企业发展的外部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消极影响,同时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配合绿色技术创新,共同激励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交互效应发现,三者之间的有效配合能够有力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据此,为环境规制的合理使用以及制造业企业发展策略提供政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验证了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门槛特征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同时依据双重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对各地区双重环境规制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细分,发现呈区域差异性特征: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

双重环境规制、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FDI对该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尚未凸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调配合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FDI对双重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长三角和中三角存在正式环境规制与FDI的良性互动,非正式环境规制在长三角和中三角存在技术创新诱导的“回弹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化和高级化均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中三角不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在深入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与能源贫困影响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以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现阶段其未能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现阶段其能够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打赢能源减贫攻坚战,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技能溢价？

不同于现有文献仅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将双重环境规制创新性地纳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通过构建Dixit-Stiglitz模型将双重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对双重环境规制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采用中国2004-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均存在门槛作用效应,当未考虑双重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具有单门槛特征,显著提升技能溢价,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现U形关系;当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呈U形关系;我国现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大于1,技能溢价受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大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的影响。

银行关系资本、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选取2015—2019年我国重污染企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tata软件和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双重环境规制角度研究不同维度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银行关系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正式环境规制中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呈负相关。银行关系资本仅在正式环境规制起调节作用,并减缓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的冲击。研究结论对政府制订环境政策、银行信贷资源配比、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一定的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绿色创新

选取我国30个省区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投资型和费用型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政府科技资助变量,关注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及其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投资型和费用型双重环境规制与以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表征的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双重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显现。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技术交易和人力资本均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②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③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④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⑤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双重环境规制能否助力经济高质量与碳减排双赢发展?--基于中国式分权制度治理视角

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分权式制度治理体制,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中央政府垂直型、地方政府平行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高质量低碳"双赢"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作用、间接中介效应和非线性传导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整体上中央垂直型、地方平行型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减排发展偏离度均呈现"U"型关系,验证二者间存在环境EKC曲线关系,且前者实施效果和调控力度要优于后者。第二,在经济发展质量与碳强度区域异质视角下,双重环境规制存在区域异质性的影响效应,中央垂直型环境规制偏碳减排,地方平行型环境规制偏经济发展。第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影响路径和非线性门槛区间也存在差异性。垂直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低碳"双赢"发展,平行型环境规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传导路径。第四,双重环境规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值均小于碳减排的门槛值,垂直型环境规制促进经济高质量低碳发展的门槛值低于平行型环境规制。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调节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公共品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解决,而环境规制虽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却会对企业短期绩效产生负效应,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理论与实践表明,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否兼顾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的关键,然而内部资金有限性与外部融资约束,掣肘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政府补助成为企业破除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构建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间关系模型基础上,以2009—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强度仍未能刺激企业创新。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强度已达阻碍企业创新的程度。三是政府补助强化了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间的非线性关系却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四是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作用。因此,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检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0-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验证了双重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非线性特征,即正式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同时,二者的作用机制不同,即以资本深化为中介变量时,正式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而且,在HDI高的地区双重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这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双重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数据分析

如何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已成为区域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9-2018年成渝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混合效应模型等方法验证了双重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变化,并分析了经济圈内两者作用关系的异同。

环境规制对江苏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交互影响研究

为增强江苏制造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动机,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绩效的全面提升,以217家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检验了两种规制之间的交互效应,并分析了企业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正式环境规制对江苏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均有正向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企业绿色产品创新行为,与命令控制型规制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但不能提升企业绿色工艺创新行为,与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企业知识共享能正向调节两类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江苏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对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FDI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基于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有效抑制东道国碳排放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将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选取200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得出如下结论:将双重环境规制因素作为门槛变量纳入研究时,仅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FDI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其余省、直辖市、自治区FDI均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主要与京、津、沪三市的功能定位、引资策略、发展阶段等有关;正式环境规制下,FDI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式环境规制在政策制定或者实施等方面效果不佳,并未有效发挥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倒逼减排等作用;除京、沪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有利于FDI抑制碳排放强度,京、沪两市较高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产生了显著的"回弹"失灵现象,正式环境规制应及时强化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