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黄河流域的异质性检验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流域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广阔的流域范围都意味着保护黄河流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本文选取我国2008-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分为黄河流域与非黄河流域,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是存在的;(2)“绿色红利”效应在非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3)“蓝色红利”效应在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肯定了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指出环保税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为了更好发挥环保税的“双重红利”效应,从税率、征收范围、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行政督察背景下环境分权能否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

各层级政府间环保权责合理划分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制度保证。文章系统阐释环境分权对减排增效双重目标的影响及行政督察的调节作用,并采用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面板数据,以河长制实施、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分别作为环境分权、行政督察的政策冲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及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分权并未对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及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环境分权的减排增效机制路径有待完善;(2)行政督察与环境分权组合政策显著降低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同时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即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3)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分权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率,行政督察提升了环境治理执行力,组合政策通过提升环境治理成效实现“绿色红利”,同时组合政策已经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环境治理思路,借助产业升级与绿色创新统筹解决经济环境问题,最终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增效的“蓝色红利”。因此,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持续推进环境分权与行政督察政策实践,进而完善围绕绿色转型目标的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融入型和独立型两种税制模式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可以改善本地环境污染,但会抑制碳减排治理,同时独立型环境税可以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融入型环境税能够提高本地经济增长数量,独立型环境税则无法在本地有效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同时两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税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环境税对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非线性特征。此外,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环境税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洋碳汇对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如何在保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碳减排,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吸碳主体,是碳汇的重要载体,以我国沿海其中的9个省、自治区海洋渔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模型预测海洋碳汇对环境的影响;并运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海洋碳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9个省、自治区将会在2050年前后实现海洋领域碳中和,海洋碳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可以同时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红利”。

环境税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基于“双重红利”假说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源于西方,伴随着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分析发现,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在我国的适应性受到一定限制。但仍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为我国当前的环境税改革提供参考。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在以“绿色红利”为首要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蓝色红利”,具体建议包括完善环境税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温和渐进式改革,实行区域和行业间差别税率,落实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OECD国家能源和交通税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通过建立Panel ARDL模型,实证研究了35个OECD国家1994-2014年能源税和车辆交通税的环境和经济后果。实证研究表明:在绿色红利方面,能源税对煤炭消耗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温室气体、硫氧化物和能源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车辆交通税对石油消耗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煤炭消耗量的抑制作用尚不显著,对硫氧化物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对温室气体、氮氧化物和运输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作用不显著。蓝色红利方面,能源税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个人所得税起到显著的税负平移影响,长期内显著降低失业人数。车辆交通税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人数,对个人所得税起到显著的税负平移影响。

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以2017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了社会核算矩阵,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在不同碳税水平下碳税征收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进而揭示碳税政策的实施能否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征收碳税能够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且随着碳税水平的提高,其降碳效果更加明显。同时,征收碳税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但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企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在短期内,碳税政策无法实现降碳促增的双重红利效应。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在实施碳税政策的同时应该辅以合理的经济政策。

中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红利”视角

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又加重了环境的恶化,使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解决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制定了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污染减少的"双赢"。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双重红利"视角出发,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发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实现"绿色红利",但实现了"蓝色红利",即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没有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再检验——基于地方税视角的分析

基于地方税视角,将环境税税收全部归入地方财政收入,利用CGE模型对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科学合理的税率、税收返还方式以及环境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的部分替代可以促进"双重红利"目标的实现,也即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就业增加或GDP增长。不过,以上方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税的减排效果。

“双重红利”下地方绿色税收体系的优化

我国的绿色税种大部分属于地方税。以地方绿色税收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我国的地方绿色税收体系主体税种,分析其中部分税种及整个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地方绿色税收体系建议,为完善地方政府绿色税制提供参考,以实现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

双重红利:我国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发展激励作用探讨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费改税"工作正稳步推进,《环境保护税法》也将于2018年开始实施。本文综述了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及其研究,从企业角度,对环境保护税(简称"环境税")还存在的减税规定不细、税收的使用和返还不具体、对"保护环境"强调较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目标,提出在后续执行过程中进行完善的具体建议:根据企业污染排放值降低幅度确定企业环境税减税幅度,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环保升级;发挥税收的市场调节作用,增加税收返还和抵扣,提高税收的绿色化程度;充分发挥企业环境信用的作用,提高企业环境信用评级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明确环境税返还的原则和用途,让环境税税收专项用于环境保护领域,支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经验的研究(2000-2017年)

文章在环境规制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之间建立模型,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对30个省份2000-2017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与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之间均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只有超越双重门槛值,才能同时促进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水平的提升,东部地区实现了"双重红利",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创业行为没有产生激励效应;企业对环境规制反应"情绪"分为倒逼、适应和活跃三种状态,企业家精神对应表现为模仿创新式、集成式和引领式等三种形态,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呈活跃状态,中西部则处在适应期;不同规制方式对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影响效果不同,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等规制方式逆向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呈现区域差异。

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

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因此,以2018年开始征收环境税为契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异质特征制定全方位的环境税体系是打赢环保攻坚战的重点.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双重红利视角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OECD国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探索性的举措为解决"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当下热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借鉴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当下中国税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实现"双重红利"为目标,为中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使中国的环境税制度既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生态税与社会就业:“双重红利假说”的视角

基于生态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综合性税制改革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针对中国当前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这两个突出矛盾,本文基于“双重红利”假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就生态税对两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预期效果和限制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生态税能否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与多个因素有关,特别是与企业所处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紧密相关,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府征税能力不强,企业逃税比较普遍的环境下,政府的直接补贴未必能实现补贴的初衷。建议在引入法律意义上的生态税税种之前,先在一些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基于我国实际状况的财税改革措施可能会有更好的实际效果。

我国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充分论证和检验，但国内的研究受到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限制，结论尚不清晰，且存在较大程度的争论。文章以1994年开征的资源税为参数，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依据，建立了“蓝色红利”和“绿色红利”两个模型，分别选取1995-2011年和1995-2012年两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环境税收存在显著的“双重红利”效应。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分析

面对巨大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压力,目前环境税的开征在我国已经提上日程,逐渐步入实际操作层面。"双重红利"假说是环境税的理论争论焦点,也是进行环境税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分析实施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以期为具体的环境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导向作用。

碳税的就业“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文章通过分析碳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体现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特征的资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碳税政策对劳动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效应,验证中国是否存在产生就业"双重红利"的条件。结果表明,总体上而言中国就业需求趋于下降,但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有所差异。假如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选择合适的碳税循环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就业的"双重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