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安东尼·吉登斯对解释社会学的三次超越

吉登斯建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是通过对解释社会学的批判性超越而实现的,这种批判性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吉登斯澄清了行动的概念以及行动与目的、理由和动机的关系;将行动理论与对制度结构的性质分析联系在一起;解决任何试图阐明社会科学方法的逻辑都会遭遇的认识论难题。

司法改革方法:比较、问题与应对

从司法改革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司法改革的方法问题亟需解决。国外司法改革方法既包括技术性路径影响下的科学方法倾向,又涉及整体性路径影响下的系统方法倾向。中国在司法改革的本土化创新道路上形成了"地方探索法""顶层设计法"以及"二元协调法"三种司法改革方法。当前推行的"二元协调法"存在资源调动不足、全面监督缺失、客观评估失衡以及经验提炼欠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应对进路在于多元整合论的构建和完善。这种新的司法改革方法需要通过政策过程原理和双重解释原理来达成,以实现司法改革资源的优化整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基本向度的当代诠释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发展实践的感性认识,与关于该实践的理性认识,构成了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双重解释":前一重解释孕生、支撑后一重解释,后一重解释批判地塑造、提升前一重解释,共同为大众解放发展实践提供支援系统。这双重解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整内涵是由"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塑造"这样的双维取向前后衔接、循环互动所构成的整体。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具有内在精神纽带:(1)“双重解释学”关于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2)时空条件与“第三条道路”的晚期现代性背景;(3)对现代性多维度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与国家的互动;(4)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5)能动性、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理想。

试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的飞跃——对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的解读

探寻吉登斯从二元性到二重性飞跃的轨迹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本体论出发对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予以澄清,接着就此世界中的关键要素——行动与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新型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逻辑。最后,提出双重解释学来应对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现实生活与专业性世界的交互性。

是单向塑造还是双向规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诠释合法形态探究

大众关于人类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实践的理性认识,构成了关于该实践内在关联的"双重解释":前者孕生、支撑后者,后者基于向前者学习而生成,又通过教化等途径向前者渗透,批判地塑造、提升前者,从而共同为大众解放实践提供精神支援系统。这双重解释间如此相向规约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整内涵,是由"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塑造"这样的双维取向前后衔接、循环互动所构成的整体。

社会学研究由“规则”到“新规则”——谈吉登斯社会学方法论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当今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批判继承从前的社会学方法的基础上,力图挣脱旧“规则”的框架,建立自己的“新规则”体系,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和实际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分析社会学方法的几种典型的方法论规则(实证的方法、解释学方法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入手,进而论述吉登斯对这些社会学传统方法规则的解读,及其建立“双重解释学”和“结构二重性”两种社会学方法的思想过程和意义。

吉登斯思想体系述评

在对经典社会学理论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方法论层面,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解释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结构化理论,希冀以此超越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倾向。在研究主题层面,吉登斯将现代性问题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并对现代性本身及其相关的众多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在其思想的后期,吉登斯转向了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生活政治,气候变化的政治等领域成为研究的首要目标。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理论体系具有浓厚的理论综合倾向,并体现出对社会现实参与的不懈努力。虽然其思想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但明确的问题意识仍然使吉登斯无愧于一名思想的先行者。

日本医疗关联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文身案”的分析与借鉴

在现代生活的精细化和医疗内容无限扩张的背景下,文身美容、保健理疗等医疗关联行为大量产生。立基法的明确性原则和要求,医疗关联行为是否该当非法行医,在法律解释立场上应重视形式性要件与危险性要件的双重解释与评价,并对医疗关联行为作具体危险程度的判断。文身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医疗行为;为了医疗及其相关行业的整体规范发展,对医疗关联行为的规制应从行政上设置比医师资格更加缓和的资格制度,以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自由,进而保护公共卫生和健康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