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善喻的双重诠释性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极为复杂。善,既涉及道德指向也涉及幸福指向,且与正义、权利等理念有着多重的交织。就个体而言,美德是公民之善的核心;就共同体而言,正义是社会(城邦)之善的核心。善本身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同时是最高的善——幸福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何者可称得上至善?亚里士多德善喻的双重诠释性,不仅体现为目的论与道义论的二重意蕴,也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个体与共同体、福业与德性的二维论分。正是这种双重性启发了现代至善观的批判与反思,从而为现代社会的价值整合赋予一种可能。

《老子》“圣人之治”政治观的双重诠释逻辑

本文从《老子》中两处"圣人之治"的明确主张谈起,分列"表相"及"根本"的双重诠释逻辑,深入分析《老子》文本中的"圣人之治"政治观,逐层呈现《老子》立意于根本道论之上的政治理想。以体、相、用为线索,分析"圣人之治"政治观的"体"——"圣人之治"根本逻辑的核心在"民";讨论圣人辅民治政之"相"——"无为"、"贵柔"、"防微杜渐"等等;最后达到"圣人之治"双重逻辑下的任运之"用"——因任"自然"。

主体性的开拓:试论杜维明的《孟子》诠释

杜维明以道德自我的成长与转化诠释孟子的性善论,对孟子之心进行“双重诠释”,心既有本体论的维度,也是存在的过程。道德自我的成长过程包含修身的痛苦,儒学的性善论并非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一过程也是涵摄家、国和天下的历程,那么,儒学的开放的主体性也非主观主义。自我转化和此涵摄的过程,相互支撑,为一体之两面,从而孟子“士的自觉”精神与群体性批判意识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历史文化渊源。杜维明所论的孟子的道德主体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宗教性和批判性。

解释现象学分析应用于教师教育研究的方法与论争

解释现象学分析是一种质性研究路径,其特点体现在选题上聚焦于特定人群的重要经历和体验,以及个体赋予经验的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要求同质性、小样本;迭代性的数据分析流程促使研究过程透明化,同时使研究结果从描述走向双重诠释。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解释现象学分析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论争需要有所探讨与回应,包括从方法论层面探究解释现象学分析与现象学研究的关系;从研究方法层面回应数据分析的原则、过程及解释现象学分析路径的应用范围。结合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特点对目前存在问题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现象学在多视角设计、历时性研究及灵活的资料收集途径等三方面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应用于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价值和方法。

对理想类型的一种实在论解读

以当代科学实在论为背景,结合双重诠释学思想重新解读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无指称并无充分理由,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

吉登斯在诊断"晚期现代性"或者"后传统社会"时,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主张,但对于这一主张何以可能与何以可取,他并未提出充分的论证。本文首先从吉登斯有关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阐发这一主张的思想背景;接着讨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中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乃至碎片性给乌托邦现实主义带来的困境;然后尝试着以吉登斯有关"情感民主"的观点为例,说明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启发意义和理论限度。文章最后从修辞策略的角度讨论了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