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构建与完善

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探索阶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相似性,需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商业数据专条”,区分两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两条款的适用关系。确立商业数据保护以交换价值为导向;明确商业数据客体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增设商业数据“可公开性”要件,区分商业数据“技术管理措施”要件与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件;以“秘密管理的意思”和“公开的客观状态”为判定要素,对“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适用关系予以类型化处理。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创制性商业道德标准的重塑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去道德化”的观念与实体法的体系相违背,其主张的纯粹利益衡量范式造成司法实践的“二律背反”困境。对此,应当重塑创制性商业道德的标准。道德包含强调主观动机的义务论和强调客观结果的后果论,与之对应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包括经营者主观过错和竞争行为对核心利益的损害两方面内涵。经营者主观过错的核心标准是行为的特定针对性,合同关系和同业竞争关系可作为参考;对核心利益的损害包括对消费者自由选择能力与其他经营者业绩竞争能力的损害。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零散体现出创制性商业道德的部分考察要素,但尚未形成系统性判断思维。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对虚假宣传规制的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虚假宣传行为应受到严格的规制。重点从虚假宣传的定义、分类入手,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措施,包括禁止虚假宣传、处罚虚假宣传行为、加强监督执法等方面。同时,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规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包括执法困难、处罚不严格和规制力度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主要包括加强虚假宣传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提高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等。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当前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恶意投诉已经构成了对电商经营者利益、平台经营秩序及消费者利益的严重损害,有规制的必要性。通过对司法案例梳理分析发现,对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恶意投诉更多是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进行审理,存在“商业道德”条款适用标准混乱、恶意投诉行为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认定难和救济时效性差等问题。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来探求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应以“明知+不当动机”作为恶意认定标准,采用反向行为保全进行事前救济并推动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法定赔偿中的适用。

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现实困境、应然模式与制度建构

商业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对其采取何种模式的法律保护是当前的难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商业数据法益保护性质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条款保护过于抽象导致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我国商业数据保护应在现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础上增添体系化的数据专章,明确商业数据权益保护的构成要件;从行为效果和行为性质两方面,运用三方利益衡量及比例原则,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在推进商业数据保护规则体系化、明确化的同时兼顾灵活性,以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困境与破解--以构建著作权法保护路径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对商业数据的保护,一般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为主,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却存在弊端,呈现司法适用的“两种极端”。除此之外,针对商业数据的保护路径,学界还提出了“财产权保护模式”“使用权保护模式”以及“数据权保护模式”,但各有缺陷。因此,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相关主体应当考虑构建商业数据著作权法保护路径,具有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属于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无法体现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应当设立邻接权进行保护。同时,相关主体要依托著作权法框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避免权利的滥用,从而推动商业数据产业的发展,促进商业数据的流通与共享。

网络市场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制--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

我国网络市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让人们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产生了新思考。本文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视角来探讨网络市场中我国法律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制。首先界定了网络市场的概念,指出了网络市场商业秘密的特点,接着分析了网络市场侵犯商业秘密的新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对此问题的规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网络市场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制的合理化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保护网络市场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4条所设置的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是此次修法活动中的一大亮点。针对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其必要性在于此种行为引致的不法竞争损害,合理性体现为既有规范适用所呈现的约束不足。立足规范文本来审视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其主要面临着“单一规范中的内部不足”与“法律体系下的外部不足”两方面问题。寻求网络恶意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改进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界定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概念意涵;二是注重不同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范类型构建的区别与联系;三是确保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外部关系协调。

以案说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的服装成衣保护

服装行业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行业,原创设计不仅是服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服装行业发展的源动力。当前,抄袭和摹仿已成为服装行业面临的严重挑战,尤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更快,导致原创设计很容易被迅速复制和大量传播。一旦一款设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抄袭者很快就会迅速复制并推出类似款式,甚至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给原创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同业监督与商业诋毁间的界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始终离不开经营者之间良性竞争的推动,但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许多经营者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压力。经营者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打压、诋毁同行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打着同业监督的幌子对竞争对手进行商业诋毁从而为自身获取更多的竞争机会,这样的恶性竞争行为势必会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不良影响。本文旨在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探究同业监督与商业诋毁间的界限问题,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出对商业诋毁进行认定的裁判规则,以期在精准惩治商业诋毁行为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引导经营者开展正常的监督活动。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困境与出路探究

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模式有利于保障商业数据安全,促进商业数据经济价值的发挥。当下商业数据权益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制度来保护,然而商业数据的特性导致传统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方式存在困境。文章讨论商业数据与传统权利客体的区分,指出当下保护路径存在的困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制订商业数据专条,可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商业数据赋权保护与商业数据专门法的制定提供法律基础。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有限性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调整商标恶意抢注的观点,不仅为我国多数学者所支持,而且司法实践中亦有判决采纳。但在《商标法》和民法已经能够完成制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任务,《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具有介入的必要。商标在先使用人对其商标应具有较高的保护义务,故规制恶意抢注亦应考虑到在先使用人的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商标恶意抢注未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调整范围。混淆条款也不能完全地规制该等行为。追求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为人苛以行政责任,既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要求,又有可能为经营者提供了打击竞争对手的利器,进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还有可能与“商标权注册取得”这一基本制度相冲突。故司法、执法机关不宜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商标平行进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分析

商标平行进口行为在涉及商标侵权的同时,还引发了不正当竞争纠纷,而相关判决未对商标平行进口行为进行充分的不正当竞争分析。本文聚焦商标平行进口行为本身,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方法,从“原告存在值得保护的竞争利益、原被告存在具体竞争关系、被告实施损害该竞争利益的行为”三个层面出发判断商标平行进口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并进一步通过对消费者福利、商业道德以及自由竞争三方面的考量进行竞争评估,判断是否应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平行进口行为,以期为解决商标平行进口纠纷提供新的思路。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司法适用的逻辑理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通过类型化条款认定,司法实践中逐渐将目标转向适用一般条款认定,但一般条款的扩张适用也带来市场干预过度、不利于鼓励创新的问题。在适用一般条款时要严格贯彻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原则;摒弃泛道德化的判断,以同案同判增强司法判决公信力;在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时要更加注重对竞争秩序的维护,通过利益衡量综合考虑社会多方主体利益,从而维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先行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大背景下进而维护竞争者利益的立法目的。

论数字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利益

《反不正当竞争法》面临着全新省视消费者利益的理论和时代背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应当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全新特征。该法中的消费者利益具有独立性,不应囿于竞争关系理论、竞争秩序的反射利益、其他法律已提供保护等理由而拒绝为其提供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是指理性消费者自主选择的利益,是不受交易信息误导、不被交易行为压制的利益。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时代背景中,我国可在一般条款中发展压迫型和违法型两种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案例群,通过赋予消费者团体诉权等方式拓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生命力。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阈下屏蔽视频广告行为的正当性之辩

互联网行业屏蔽视频广告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是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构成要素和适用场景颇具争议。2022年11月2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试图将无正当理由拦截、屏蔽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内容、页面的行为认定为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屏蔽视频广告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还远未达成共识。“劳动专有权”自然法思想赋予了视频网站排他性的独占权,破坏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的稳定。在对屏蔽广告行为进行正当性考量时,司法实践中存在抛却合同条款下的权利义务和忽视衡平视频网站、用户、屏蔽方三方利益的倾向。结构视频广告的“免费视频服务+增值广告业务”商业模式,甄别不同单边市场存在的竞争冲突,加强合同双方合意机制的约束,能够有效纾解此类案件中的行业发展与用户便利冲突。

互联网虚假流量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虚假流量对互联网时代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商业诱惑性。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虚假流量行为可以分为刷单获益型和指标获益型两种典型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规制虚假流量行为不仅面临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抉择,也将直面如何适用互联网专条的现实挑战。规制虚假流量行为的要点包括:一是要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二是适用互联网专条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扩大解释,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三是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惯例进行适当引入以保持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四是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射性保护抱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