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论数据爬取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爬取具有市场效果两面性、侵犯利益多元性及行为实施隐蔽性等特点。为充分发挥数据爬取积极作用,理论界和实务界选择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规制。然而,侵权式判断思维错误适用、数据爬取违法性认定规则不统一及数据爬取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效适用。对此,我国应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式、统一数据违法性认定规则,并健全数据爬取监管制度,以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同时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反不正当竞争法》背景下对平台封禁行为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背景下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问题。首先,界定了平台封禁行为的定义,分析其反竞争的影响,包括加剧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减弱数据流通效率及增加用户对大型平台的依赖;其次,探讨了域外在规制平台封禁行为方面的立法实践;最后,提出了规范行为正当性标准、确定一般法条与“互联网专条”的适用规则,以及结合其他法律法规,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适用机制,多层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以期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现实困境、应然模式与制度建构

商业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对其采取何种模式的法律保护是当前的难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商业数据法益保护性质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条款保护过于抽象导致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我国商业数据保护应在现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础上增添体系化的数据专章,明确商业数据权益保护的构成要件;从行为效果和行为性质两方面,运用三方利益衡量及比例原则,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在推进商业数据保护规则体系化、明确化的同时兼顾灵活性,以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

从“特殊权利”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的理性回归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而“知识产权维护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非常重要。同时,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基础和衡量指标,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面对滚滚而来的“创新中国”大潮,档案工作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方面,要做些什么工作?应担当怎样的角色?本刊围绕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主题提供了几家之言,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并引发深层次的思考。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构建与完善

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探索阶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相似性,需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商业数据专条”,区分两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两条款的适用关系。确立商业数据保护以交换价值为导向;明确商业数据客体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增设商业数据“可公开性”要件,区分商业数据“技术管理措施”要件与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件;以“秘密管理的意思”和“公开的客观状态”为判定要素,对“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适用关系予以类型化处理。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及思考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首先,分析了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点、法律适用的实践困境,以及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这些行为时所面临的挑战;其次,提出应遵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范式,明确一般条款与“互联网专条”的适用范围,细化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认定标准,构建协同共治的法律适用体系,以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困境与破解--以构建著作权法保护路径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对商业数据的保护,一般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为主,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却存在弊端,呈现司法适用的“两种极端”。除此之外,针对商业数据的保护路径,学界还提出了“财产权保护模式”“使用权保护模式”以及“数据权保护模式”,但各有缺陷。因此,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相关主体应当考虑构建商业数据著作权法保护路径,具有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属于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无法体现独创性的商业数据,应当设立邻接权进行保护。同时,相关主体要依托著作权法框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避免权利的滥用,从而推动商业数据产业的发展,促进商业数据的流通与共享。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二元法益保护谱系——基于新业态新模式新成果的观察

反不正当竞争法既保护特定商业成果,又保护一般性竞争法益,呈现出两位一体的二元法益保护格局,且两者在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范式上略有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既进行补充性法益保护,又进行"孵化性"法益保护。"孵化性"法益保护使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权利保护的"孵化器"、探索者和试验田,可在新业态新模式新商业成果的法益保护中发挥独特功能。一般性法益保护既沿袭保护商人与客户关系的传统,又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使反不正当竞争法能具有开阔保护视野和调整弹性,在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竞争生态系统等领域不断拓展调整空间。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困境与出路探究

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模式有利于保障商业数据安全,促进商业数据经济价值的发挥。当下商业数据权益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制度来保护,然而商业数据的特性导致传统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方式存在困境。文章讨论商业数据与传统权利客体的区分,指出当下保护路径存在的困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制订商业数据专条,可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商业数据赋权保护与商业数据专门法的制定提供法律基础。

以案说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的服装成衣保护

服装行业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行业,原创设计不仅是服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服装行业发展的源动力。当前,抄袭和摹仿已成为服装行业面临的严重挑战,尤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更快,导致原创设计很容易被迅速复制和大量传播。一旦一款设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抄袭者很快就会迅速复制并推出类似款式,甚至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给原创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模式选择与规则优化

商业数据是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战略性资源。实践中,涉及商业数据侵权纠纷裁判的适用依据主要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一般条款)抑或第12条(互联网专条)。这其中不乏因援引法条的高度抽象性而导致司法适用标准的不统一以及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增扩化。缘此,在辨析我国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诸多理论模式基础上,应采用限定性数据权益保护模式,设置《反不正当竞争法》数据专条保护,确立限定性数据权益保护的构成要件、明晰商业数据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划界商业数据保护请求权人的范围,以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4条所设置的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是此次修法活动中的一大亮点。针对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其必要性在于此种行为引致的不法竞争损害,合理性体现为既有规范适用所呈现的约束不足。立足规范文本来审视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其主要面临着“单一规范中的内部不足”与“法律体系下的外部不足”两方面问题。寻求网络恶意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改进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界定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概念意涵;二是注重不同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范类型构建的区别与联系;三是确保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外部关系协调。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创制性商业道德标准的重塑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去道德化”的观念与实体法的体系相违背,其主张的纯粹利益衡量范式造成司法实践的“二律背反”困境。对此,应当重塑创制性商业道德的标准。道德包含强调主观动机的义务论和强调客观结果的后果论,与之对应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包括经营者主观过错和竞争行为对核心利益的损害两方面内涵。经营者主观过错的核心标准是行为的特定针对性,合同关系和同业竞争关系可作为参考;对核心利益的损害包括对消费者自由选择能力与其他经营者业绩竞争能力的损害。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零散体现出创制性商业道德的部分考察要素,但尚未形成系统性判断思维。

游戏规则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之反思

针对游戏规则的保护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发展出版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两种模式。后者保护模式是否合理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出发,利用额外因素法和比例原则明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扩展保护的合理限度,从而分析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游戏规则所造成的逻辑困境和法律后果。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兼评“公平竞争权”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包括保护主体和保护客体。其保护主体为竞争者、消费者、其他市场参与者和公众;其保护客体为法益,即通过禁止性条款或一般条款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或间接保护多种主体的法益,并不创设完全独占权。退而言之,即便创设"公平竞争权利",该权利也只是一种"不完全独占权"或"框架权",不能积极行使,只能消极防卫。"公平竞争权"的设立使受保护主体单一化,会窒息公平竞争并导致知识产权的扩张。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对虚假宣传规制的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虚假宣传行为应受到严格的规制。重点从虚假宣传的定义、分类入手,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措施,包括禁止虚假宣传、处罚虚假宣传行为、加强监督执法等方面。同时,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规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包括执法困难、处罚不严格和规制力度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的规制,主要包括加强虚假宣传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提高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等。

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规范构造的反思与重塑

随着数据的要素价值日益凸显,在数据确权未果的情况下,《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爬取行为的规制演变为商业数据保护规则,立法者在修法中欲引入“商业数据专条”。然而基于数据基础制度和相关裁判经验的考察,可发现其条文构造值得商榷。在客体要件上,该条款将对相关数据采取技术管理措施作为适用前提,既有损经营自主权、产权激励效应和数据分类保护要求,也不符合其评估行为正当性而非适法性的功能定位,应删去该限定。在行为要件上,违反约定类数据获取协议爬取他人数据属于私法自治范畴,无需诉诸《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非约定类数据获取协议附加“正当、合理”要求并不妥适,因为这只是搜索引擎应用场景下的自律内容,完全可通过对商业道德的实质性审查来实现。在后果要件上,实质性替代规则仅充当违法性分析因素而非判断依据,且其规范内涵不清、适用标准不一,在有关违法性判断条款射程范围足以覆盖的情况下,无需叠床架屋式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