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①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吐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用反传奇的方式改写传奇——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叙事策略和镜语表达

电影《刺客聂隐娘》通过反传奇的方式改写唐传奇。导演以真实性为本,摒弃虚幻离奇的情节;以主人公意志为本,通过场面调度、主观视点和闪回镜头的运用为人物行动构建内在依据;以静观为本,在自然场景、生活场景和对话场景中还原常态之奇。本文通过具体的镜头语言分析,探究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反传奇叙事策略。

“反传奇化”写作与“乡土”的消失——关于付秀莹的《陌上》及其他

在《陌上》中,作者付秀莹创造了一种“反传奇”式的乡土写作,整部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主人公和故事情节,其反映出来的是付秀莹想象乡土世界的方式及其内在情感结构。她既无法阻挡时代的洪流和“乡土”世界的消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村民们的烦恼,因而小说以一种矛盾的敞开方式显示其无限的延宕状态。小说古典、诗意和内敛的风格背后是其结构的散裂与未完成状态。

传奇中的反传奇——论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传奇"小说和"流言"散文成为上海沦陷区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通俗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说到传奇,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她的小说虽然继承了古代传奇志怪小说的写作方式,然而她的作品又不是一般的传奇,特别是从主人公、调子及恋情三方面来感受"传奇中的反传奇"。

“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论张爱玲叙事艺术的成就与限度

本文从其家败世乱的独特体验入手,揭示了张爱玲在生活上和文学上的早熟,如何形成了她所情有独钟的叙事焦点——传写末世人性之变与乱世人情之常,然后着重分析了张爱玲别出心裁的叙事艺术——"反传奇的传奇"的折中损益及其叙事趣味之限度。

异托邦的建构与苦难时代的呈现——《我们的路》小说诗学的独特性

赵大河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路》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展示了军阀混战时期中原民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小说在叙事上独居匠心,以传奇故事的讲述方式,讲述民众的苦难,使得其传奇书写带有了反传奇的意味;另一方面,在叙事的延宕中,建构了一个异托邦世界,形象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无序。两条叙事线索的互相照应,也使得小说建构出一个立体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呈现出军阀混战时代的黑暗。

论池莉的小说创作

池莉的小说突出人生的过程,强调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强调还原生活。她笔下的所谓"受洗"是向着实在的物质性与世俗性的现实的认同、屈服、媾和,甚至是投降。与此同时,池莉又以故事的传奇性体现了精神的反传奇性,表现了她的冷静、务实和现世主义原则。

池莉小说中的女人和爱情

池莉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用女性主义理想指挥叙事,使她的小说充满了激情,同时她用理智的眼光看待芸芸众生中的男女爱情,在"过日子"的世俗生活中,消解崇高,粉碎神话,解构了理想爱情,强调两性关系中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