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研究——以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为视角展开

数字时代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数据权利受到侵蚀损害的可能性和风险加大。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开始变革以契合全球范围内个人数据权利的兴起,保持同个人数据国际国内立法的适配与衔接。作为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主要规则,WADC2021、ISPPPI2021和AADRA三者都嵌入了运动员个人数据保护的内容,尤其是ISPPPI的相关条文实质上落实了GDPR知情权、访问权、纠正权、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这些数据权利会受到GDPR数据原则的约束和制衡,必须正确理解数据原则的位阶逻辑及其对数据权利形成的指导方能不流于割裂和片面。除了赋予运动员数据权利,世界反兴奋剂规则还加大了对作为数据处理者的反兴奋剂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保证数据权利真正实现。

论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规则的法律性质

本文根据一般法理,对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规则的国际法性质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认为反兴奋剂规则是民间团体自律性规则的传统观点已不合时宜,应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反兴奋剂规则的性质进行重新审视。

“孙杨案”与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专栏导读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公布了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与国际泳联”案的仲裁裁决,裁定孙杨构成《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第2.5条规定的“破坏或试图破坏兴奋剂管制的任何环节”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对其施以8年的禁赛处罚。该案的仲裁听证过程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且向全世界公开直播,完整呈现了运动员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之间,围绕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为核心的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产生的争议,让大众认识到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本身,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各签约方对规则的解读与实践,都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孙杨案”谈反兴奋剂规则解释方法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对《检查与调查国际标准》第5.3.3条及相关条款的解释。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听证庭采用了严格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作出了有利于运动员的裁决。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采用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认为样本采集人员资质符合规定。根据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重要国际体育联盟的规则应当遵守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因此对于反兴奋剂规则条款的解读应遵循“客观解释”,以理解文本的措辞为起点,辅之以其他解释方法。由于不同的规则解释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位阶顺序,仲裁员的价值观、法律背景,以及案件的难易程度、影响力等将会影响仲裁员对规则解释方法的选择。解释学上的形式推理无法根除抽象规则适用时的不确定性,适用不同解释方法可能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这就要求仲裁员运用衡量法则权衡各方利益,提高规则解释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面对反兴奋剂规则文本含糊不清的特殊情形,可以将不利解释规则作为补充适用的解释方法,但必须符合相应的适用条件,放宽对仲裁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反兴奋剂规则

在竞技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不仅在运动员中广泛存在，而且在当今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蔓延，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

《奥林匹克2020+5议程》的颁布表明当前愈发重视数字化改革与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反兴奋剂治理工作的开展,高度依赖相关组织对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与运用,运动员享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拒绝权、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但在实践中,权利实现却因反兴奋剂治理的需要遭遇困境。无论是符合国际反兴奋剂规则的要求,还是满足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需求,探讨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规则赋予和合同条款约定,反兴奋剂治理对运动员数据的处理具备正当性基础,但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保护路径仍需完善。因此,应平衡反兴奋剂组织的权力与运动员的数据权利,明确反兴奋剂治理中运动员数据权利的性质与数据收集范围,设置完善的监管救济机制,以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

世界反兴奋剂规则的争议、反思及其完善——以“孙杨案”为角度

"孙杨案"历经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小组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两次听证审理却出现不同结果,反映出世界反兴奋剂规则在理解与适用上存在争议。就该案而言,争议包括"通知"程序是否适当,运动员方行为是否构成"干扰",以及规则中"正当理由"的适用标准。争议背后,既存在规则模糊和适用标准不明的法理漏洞,也存在运动员义务过重与程序性权利缺失的价值失衡。应以"孙杨案"为启示,检视规则的阙漏与不足,并寻求完善进路。在今后反兴奋剂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明晰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对运动员的"赋权"塑造规则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以WADA为核心的反兴奋剂机构应在实践中发挥连接规则秩序与规制对象的纽带作用,将程序正义理念贯穿于反兴奋剂任务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实践中考验规则,同时以规则回应实践。以CAS为核心的国际体育仲裁机构应发挥衡平功能,在解释规则时以"不利于立法者"为价值衡量,同时发挥创造先例的功能,限缩规则的争议空间。

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临时停赛规则评述

临时停赛是反兴奋剂工作中较为常见的管理手段,依托反兴奋剂规则体系的建设,临时停赛规则整体上体现出了一致性和灵活性兼备的特点。但由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临时停赛条款关键内容的缺失,以及各反兴奋剂组织的反兴奋剂规则补充规定的不完善,临时停赛规则的一致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优势未能获得充分发挥,不利于运动员权利的保护,也影响了国际反兴奋剂工作公平协调地进行。完善临时停赛规则应当强调《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与各体育组织、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规则之间的"分工",并重点关注临时停赛的适用标准、停止条件、违规后果、时长标准和赔偿规则等问题。我国的临时停赛规则存在实践适用较少、认定标准简单的问题,应当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助力我国反兴奋剂事业的发展。

世界反兴奋剂制度体系下样本采集的程序困境及化解进路--以“孙杨案”为引

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在建立过程中,过分重视样本分析环节给药检结果带来的直接影响,在样本分析前环节方面的考虑却稍有欠缺。然而,样本分析前环节的失范极有可能造成样本本身的质量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会间接导致药检结果失真。"孙杨案"所暴露出的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体现。一方面,样本分析前的程序监控较之分析环节有虞,相关标准严密不足且缺乏程序性制裁规则;另一方面,运动员在样本分析前环节的程序性权利并不明晰,其在反兴奋剂工作的程序失范中将承担更大的风险。一旦运动员在模棱两可的程序规则中陷入与反兴奋剂组织或体育仲裁机构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反的认识,其权益将会遭受严重损失。虽然,运动员同样可以根据反兴奋剂规则寻求事后的权利救济,但却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反兴奋剂工作既应保证体育公平,也应当顾全运动员的权利。对运动员的权利保障不能完全指望事后救济,还需要通过在事前明晰程序规则,为运动员和反兴奋剂工作者提供严格的行为指导,从而避免类似"孙杨案"中的情形发生。是故,考察世界反兴奋剂制度体系下样本采集等分析前环节的程序困境并加以弥补,兼顾体育公平与运动员权利方是正举。

奥运会上治疗用药豁免规则的发展及里约新规的实施

治疗用药豁免(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疾病,依照国际标准申请使用违禁药物或者违禁方法,将不会被认定为兴奋剂违禁。该规则是反兴奋剂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竞技体育领域既有反兴奋剂的决心又兼顾运动员权利的本意。通过对奥运会历史上治疗用药豁免规则产生和发展的阐述,分析规则实施情况,探讨规则的变化历程,重点分析里约奥运会上的规则变化和实施,并对该规则实施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治疗用药豁免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曲折,直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官方才正式承认并公布相关规则,2004年颁布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该规则的发展主要是由奥运会推动的,经过历届奥运会的实施经验和教训,治疗用药豁免规则不断修订和完善,主要有2009年和2015年(2016年版)2次修订。2016年新规则,是针对"各个反兴奋剂机构之间互相承认其他机构批准的治疗用药豁免的程序"问题进行了如下修改:明确各机构TUE管辖权;确立互相承认机制;如何处理承认纠纷以及设立运动员参与体系。里约奥运会举行时正值新规则颁布,其实施依然存在问题:(1)规则普及力度不够;(2)程序实践操作性弱;(3)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等;实际操作仍需进一步改善。

国际体育法学研究新动向专栏导读

国际体育法学最具有法学研究的类型化意义、最能体现体育特殊性的研究方向是: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实践为对象的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侧重于程序法学,以及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为客体的国际反兴奋剂规则体系研究——侧重于实体法学。迄今为止,CAS和WADC的发展历史分别超过了30年和20年。如果说前些年国内学界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研究视野,还是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都会有长足、深入的进步。

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对于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国内观点有国际习惯说、其他国际法渊源说、国际惯例说和合同说等不同观点。但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因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及影响力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世界反兴奋剂规则》和"奥运停战"已成了国际习惯,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属于国际惯例,《奥林匹克宪章》等其他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仅具有合同性质。作为国际惯例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可在中国法院得到直接适用,属于涉外合同性质的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则必须由法院依据可适用的法律来判断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