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与服从——读《论权威》札记

1873年12月,恩格斯所写的《论权威》发表在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当时,这篇论文同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一起,成为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如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论权威》一文所阐明的观点仍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

“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曾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争论被人为地扼杀了,争论的一方被扣上“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大帽子,并且株连了一大批人。从此,“历史主义”问题成为一个“禁区”,使人望而却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禁区”被打破,思想获得了解放,“历史主义”

画家、教育家李有行的意义(下)

1969年国庆20周年前夕,四川美院要组织一批美术作品向国庆献礼。工艺美术系组织教师创作一批重大题材的磨漆画作为献礼作品。这是李有行在“文革”初期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之后公开拿起画笔。系里分配给他的题材是“欢度国庆之夜”(我命名)。这个题材要求展现天安门广场夜晚载歌载舞,天空礼花绽放的场面,是一道难题。我有幸看着李有行老师从头至尾用一整天画完这幅对开纸大小的水粉画稿子。画幅上,天安门城楼前人山人海,两个圈子各民族群众载歌载舞,深蓝紫色天空中绽放着三朵大礼花,分别呈红、黄、紫色调子,周围是小礼花。每朵礼花用不同色相、不同的明暗度的色点,从内向外放射出去。李先生用三四支毛笔,冷暖交错地东一笔西一笔地着色……目睹这些色点的组合把礼花从深色的天空中凸显出发光、发亮的色彩效果,我万分激动。几年前我亲自看见他写生时在色彩上的超级发挥再次得到印证。我内心确定日本学者所说的“色价”问题应该就是这个现象了。

纪念谭其骧先生

2005年是其骧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开编五十周年,特撰文记述他辛劳三十多年编图的光辉事迹,以纪念他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所作出的杰出功绩。1957年初,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安置在北苏州河路河滨大楼一套两室内。参加编图的是其骧师和章巽、吴应寿、邹逸麟、王文楚五人,绘图人员是地图出版社的时德涵、刘思源、慎安民三人。五位编图人员和三位绘图人员中,没有一位中共党员。时值整风运动,有人以为这里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没有政治挂帅。

从“意脉”角度细读《老王》

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是中学课本里面的经典之作。文章最后一句引人瞩目：＂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目前所见的各级各类的公开课,其教学思路大多围绕此句展开,这样做看似高明,但由此展开的教学路径——把作者的情感和所描写的事件简单对接.

共和国总理与历史学家——周恩来与顾颉刚

1954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就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虽说他们是第一次见面,总理却同他一见如故。握着总理的手,想起进京前的一些传闻,顾颉刚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怀念马坚先生

马坚教授是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学习时的老师。从1946年冬至1950年秋,我们十多位回族青年在他的教导下四易寒暑。虽然他归真已十载,但他的道德文章、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对我的工作、学习起着示范作用。为了悼念我国回族现代史上的这位著名学者,现将子实先生生前几件事记述如下,以表达我对马坚教授的崇敬和怀念心情。

茅盾:“文革”浩劫中的磨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混淆了敌我.”“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要不要讲“名利”?

“名利”,过去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东西。谁要讲名利,谁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就得“触及灵魂”,“深刻检查”。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名利思想”更是一条能置人死地的罪状。知识分子埋头读书,刻苦钻研,

徐森玉先生和我的父亲郑振铎

小引:一把大黑伞"文革"期间,上海"造反派"的一张小报上,有一幅漫画,上面一个身穿黑衣,戴深度眼镜的人,撑着一把大黑伞,下面藏着一个也戴眼镜的胖老头,画边的文字上写着打伞者郑振铎,伞下人徐森玉。徐森玉是当时正被批斗中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的爸爸——黄佐临

写了好几天,都未能成文。《我的爸爸》……不知为什么,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遇到过这个极为普通的命题。我的爸爸……,直到今天,才开始思索。人们常说,当你远离故乡思念家人的时候,那个最亲的人,任你怎样闭着眼睛细想,他的容貌也总是不清晰的。那么,我能写得清晰么?爸爸喜欢写意戏剧,在和我们的相处中,似乎也带有写意性。我很小的时候,说将来要研究心理学。第二天,我书桌上就出现了精装的巴甫洛夫全集。我知道。

“文革”初期我所见到的吴晗先生

我是在“文化革命”初期见到吴晗先生的,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 1955年5月间,报纸上突然铺天盖地登出了批判吴晗先生的文章,什么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火药味很浓,大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之势,读了让人心惊肉跳,可想而知当时吴晗先生会是怎样的心情了。吴晗先生一时间成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反动学术权威”。这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把我弄得惶惑不安。

慢跑与冠心病

我是从七三年患高血压及动脉硬化(当时四十四岁),在七四年就发展为冠心病患者,其原因不是先天性,主要原因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精神压力太大,文革一开始我就以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被围攻。

周有光:我的长寿之道

他经过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4个时期,被戏称为＂四朝元老＂;他以26个拉丁字母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至今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他以最好的心态、最酷的自嘲,看待自己的人生。他,就是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今年1月12日,周有光迎来110岁大寿。他曾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下面我们就通过他的自述,来了解下这位历史老人的长寿之道。

影坛往事(十一) 不打不相识

1960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有幸考取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不幸的是没读完一学期就大病一场,差点休学。后来,分专业时被分在了绘景专业,不但想当一名电影美术设计师的愿望落空,而且以我的身体状况以后也很难适应绘景这方面的工作。这股怨气被当时的政治气氛所催发,我毕业时写的论文竟敢与电影美术界泰斗韩尚义的著作论争。

我和国产电子显微镜的故事(下)

五 1966年6月9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科学仪器厂,并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成了全厂第一个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批判,不知所措。谁也不敢理我,有个同事悄悄地给我一个同情的目光,我就感到十分的温暖。

砸烂套在心理学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批判姚文元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黑文中的谬论

姚文元以葛铭人的笔名炮制的:题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见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公然以搞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自居,在所谓“请教”的幌子下,挥舞大捧,乱扣帽子,给心理学工作者套上了重重精神枷锁。这篇毒草出笼后,于是在心理学界以《葛文》划线,把对《葛文》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心理学保皇派”、“复辟回潮的典型”、“反革命”等罪名,企图全盘否定十七年来心理学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绩。污蔑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扬言必须彻底砸烂。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