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属于什么派,史学界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绝大多数论者认为苏轼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是司马光的同党。近年来,为苏轼鸣不平者亦有之,但还是认为苏轼有忽左忽右的动摇派之嫌。笔者对此两说皆不敢苟同。我认为在变法中,王安石作为主持者,有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有雷励风行的实际行动,苏轼则稳妥求全,深思熟虑,拾遗补缺,功自不可磨灭。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的性质是相同的。苏轼既不是变法的反对派,也不是忽左忽右的动摇派,而是一个较为坚定的变法派。

台谏与宋代改革

宋代真正称得起改革的,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御史和谏官在这两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台谏与宋代改革的关系,略抒管见。 台谏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台谏有不解之缘,从新政首领范仲淹的上台到新政的彻底失败,无不与台谏密切相关。

宋神宗与熙丰时期的朋党之争

综观宋神宗统治的十七年,宋朝整个政治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除部分新法条文被因时因地加以适当的调整外,新法仍被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这种局面当然与变法派的政治活动有关,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无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

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李华瑞宋哲宗元时期的对西夏政策，是北宋对夏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的宋夏关系研究中往往因着重论述神宗至徽宗时期的积极开拓而被忽略或一笔带过，而缺乏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元时期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形成和失败作一细致的论述，...

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顾全芳同志《青苗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期)一文对漆侠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读后颇有收益,并提出个人看法如下.一如何看待常平仓,是讨论青苗法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顾全芳同志首先提出王安石为什么要改行青苗法,常平仓与青苗法比较,利弊得失何在?顾全芳同志仅依凭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对常平仓空留在表面上的溢美之词,便说常平仓“不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且也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作用.”且在几年前就曾称常平仓是宋初以来的好制度,是被王安石泼脏水时泼掉的孩子当中的一个.那么就来看看常平仓究竟是怎样一个“孩子”.

试论王安石两次罢相

王安石执掌国政,变法图新,成为十一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和宋神宗的重用、支持分不开的。同样,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也难脱干系。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关系是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方能找到王安石两次罢相的真正原因。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

司马光、王安石德才异同论

王安石、司马光均为北宋一代名臣,但从宋代一直到晚清,八百年间褒贬毁誉却大相径庭。究竟应当对司马光、王安石如何评价,笔者从一些同志的论著中深受启发,但亦有不尽相同之处。本文拟就王安石、司马光的“德行”和政治才能,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一桩历史公案的思考——从《祭欧阳文忠公文》看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期,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以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相继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围绕着变法同反对派进行了尖锐斗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欧阳修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青苗法是在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奏明并发布的。其目的在于便民利国。“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

王安石变法简论

本文就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问题,对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章认为,王安石不应算做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更未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应予基本否定。

北宋中期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中期,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围绕着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次变法,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变法派以王安石为首,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反变法派以司马光为头目,后台是曹氏(仁宗后)和高氏(英宗后)两个太后。王安石说,他与司马光的斗争,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由于所执行的路线不同。

王安石开边湖南“蛮”地述论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曾开辟西北及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反变法派对此多有指责。熙宁七年(1074年),司马光抨击王安石的“阙政”有六点,其中之一是“中国末治而侵扰四夷,得多失多”。元佑八年(1093年),范祖禹批评王安石等人“启导先帝(神宗赵顼),用兵开边”。其一是王韶开边熙河,其二是章惇“开边湖南”。“开边湖南”,是指王安石派遣章惇等人对今湖南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经略。这一举动,

关于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

苏轼《与滕达道书》是表现他政治态度的重要书简,常为一些研究论著所引证。曾枣庄同志《苏轼〈与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一文(《载本刊1980年第4期),就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和“基本精神”乃至苏轼在司马光当政时是否改变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等问题,对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