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反向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涉案企业合规反向行刑衔接有助于克服涉案企业单纯刑事合规的局限性、激发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热情以及保障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正当履职,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涉案企业合规反向行刑衔接中面临行政机关参与合规整改的相关规范不完善、涉案企业进合规整改程序的标准不一、合规评估标准主观性强以及后续监管缺位的挑战,需要在统一合规评估标准、优化合规成果评价与后续持续考察等方面予以改革完善。

不仅是一种机制——行刑反向衔接的反思与修正

在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形势和检察制度改革新要求下,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价值理念、规则内容、保障机制等呈现出诸多不足。作为一种程序机制的自我限定既是这些不足的原因,也是反向衔接制度发挥更高质效的阻碍。为此,反向衔接制度应深入到行刑衔接的实体规则之中,在功能指向、构成要件、事实证据、处理结果四个方面加强衔接,检察机关也应立足能动检察理念,发挥行政检察部门主导力量,构建内外协同的衔接格局,并以数字检察赋能反向衔接。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思考与完善进路——以63件不起诉案件为研究对象

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后置型”的犯罪治理模式,行刑反向衔接不仅能够填补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不诉了之”所留空白,还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其背后折射出从重刑轻行向行刑衔接转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治理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等逻辑。但在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出现了行政处罚时效判断标准不一、内外部移送缺乏明确规定、被不起诉人和被处罚人的定位混乱、存在不刑也不罚追责盲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当前行刑反向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及原因,进而在制度设计、平台建设、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交通肇事酌定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中的问题辨析——以检察监督为视角

目前,交通肇事酌定不起诉案件的行刑反向衔接仍存在许多问题,应当加以反思和研究。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决定已经包含了对被不起诉人构成犯罪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应条文的规定,应当吊销驾驶证。对于无证驾驶型的交通肇事案件,酌定不起诉后因无证可吊销,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其他条文从重处罚。若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酌定不起诉后,既无刑事责任也无行政责任,将造成实质不公。针对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从明晰法律条文适用、破除理解争议,优化衔接模式、加强跟踪监督等方面做好行刑反向衔接工作。

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范围探讨

行刑反向衔接是行政检察承担的一项新的职能,实践中对其范围存在难以把握的情形,需要从行刑反向衔接的本质出发予以精准界定。行刑反向衔接是一个多元共治的体系,检察机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划分行刑反向衔接职能的标准是由作出实体终局决定的机关承担行刑反向衔接职能。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是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并表达法律观点,并无对行政机关的责难。对于不起诉案件中的关联违法行为,不应纳入行刑反向衔接范围。对于不起诉的涉嫌犯罪行为损害公益符合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情形,应作为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

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衔接监督机制中的作用与职责

2023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行刑正向衔接和行刑反向衔接中的监督机制。该《意见》出台的背景有两个制度驱动力:一是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1款确立的刑事优先移送规则与轻罪治理改革对行刑衔接体制带来的衍生问题亟需处理;二是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中存在沟壑与堵点,无法仅仅通过程序性衔接机制予以化解。行刑衔接的顺利运行需要主导机制和整体认知的支撑。从德国的经验来看,检察机关可在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管辖权、优先处置权和移送权等方面发挥主导与关键作用,实行的是职权主导的衔接机制。而我国则需以检察监督为抓手应对“行刑”规范重合、移送程序不健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无法区分等行刑反向衔接问题,健全监督主导的衔接机制。行政检察部门在行刑反向衔接中应明确衔接的基础和标准,并聚焦于法人的违法行为监督问题上。

以提升检察意见质量强化行刑反向衔接的路径

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实践中检察意见专业性、精准性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直接或间接导致文书适用不规范、部门间线索移送不顺畅、行政机关接受度不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检察意见质量这个关键,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视角融入检察意见制发环节,从作好行政处罚行为定性、判断好是否应当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审查好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提升检察意见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推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开展。

检察环节行刑反向衔接类型化规则建构

行政犯从属性、独立性原理以及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奠定了行刑反向衔接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刑事责任型、线索移送型、合规不起诉型三种类型建构反向衔接规则。刑事责任型的衔接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化的刑事责任实现,检察机关应对行政处罚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性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程序性审查、协调归口以及后续跟踪落实职能。线索移送型的衔接本质上是行政违法线索移送,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可以监督但不干预行政处罚裁量,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对线索作形式审查,行政检察部门实质审查并开展监督。合规不起诉型的衔接本质目的是实现合规从宽互认和接续监管,检察机关对如何从宽处罚应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形式审查和跟踪监督。

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向衔接制度探析——以不起诉案件反向移送为视角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向衔接制度,是党中央对新时期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不起诉案件反向移送为视角,生态环境行刑反向衔接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同步协调、维护公益等基本原则,针对生态环境行刑反向衔接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证据转化规则不全、期限衔接规则不清、处罚折抵规则不明等问题,建议从加强法律制度供给、健全证据转化规则、厘清期限衔接规则、明晰处罚折抵规则等方面加以完善。

未成年人检察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存在大量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况,为最大程度挽救罪错未成年人,建构完善的涉未成年人案件行刑反向衔接制度至关重要。应当从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工作理念、加强对未成年人涉案行为的综合判断、教育矫治措施的体系化建设、规范制发检察意见书、推动落成未成年人行政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等方面完善未成年人检察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实体建构;从明确归口管理部门、完善反向移送程序、落实行政处罚与专门(矫治)教育的检察监督、加强类案监督及提起公益诉讼等方面完善未成年人检察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程序建构。

行政检察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及建议

法治要素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以法治的确定性促经济之“稳”。行政检察在涉企案件的处理中,具有更亲和地向社会传导营商环境政策走向的优势和责任,与各类市场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同时也存在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大数据赋能作用发挥不充分、内外联动不顺畅、专业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建议在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上对接市场主体的法治需求,深化大数据应用,全方位搭建安商惠企服务平台,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优质检察产品。

对轻罪案件行为人不捕、不诉后的处理实践及发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对轻罪案件行为人作“不捕、不诉”处理的案件逐渐增多。对构罪行为人不捕后,通常采用电子监管方式以保障诉讼的进行。不诉后,通过公益服务考察、行刑反向衔接等方式实现教育和惩戒,强化对轻罪的体系化治理。对于实践中存在的电子监管定位模糊问题,应明确电子监管定位及数据获取权限;对于公益服务考察机制缺乏规范、行刑反向衔接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应框定公益服务适用范围,通过理顺“补罚”等完善反向衔接机制,多措并举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轻罪案件中的创新和实践发展。

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资源犯罪中的适用

生态恢复性司法拓展了运用刑事司法手段保护和修复受损环境资源的方法和路径,但生态恢复性司法在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适用中呈现出适用率偏低、罪名和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修复方式多样、轻缓刑率高的特点。在实践中存在法律和政策不完备、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缺乏技术支撑、行刑衔接不畅、民众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的问题,可通过统一量刑标准、落实具体规定、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应用技术保障、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发挥典型案例和生态修复基地的引导作用,促进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专业化、常态化、社会化,为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发展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完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对策分析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其实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对行政权监督的补强,应恪守权力边界,防止走向一般监督。当前存在案件来源单一、监督手段单一、监督领域较为集中、调查核实权运用不足等困境,对此应从强化府检联动、规范推进反向行刑衔接,拓宽监督手段、增强监督刚性,明确监督内容、强化补强作用,加强协作配合、拓宽线索来源渠道等方面着手,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规范、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