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垄断对自由的竞争秩序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反垄断法对打击垄断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反垄断法的特殊性质,因反垄断而产生的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交付仲裁解决是国际商事仲裁法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实践和法律中分析研究后认为,纵向的反垄断争议即在国家反垄断部门和实施垄断行为者之间产生的争议不可交付;但横向的反垄断争议即私人反垄断争议的趋势是逐渐由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发展,并且由国际性的反垄断争议可以交付仲裁到国内性的反垄断争议也可交付仲裁发展。我国现行仲裁法对此的态度是不明朗的,在以后制定反垄断法时对反垄断争议的解决程序方面应当允许仲裁的介入,特别是以后在中国出现国际性的反垄断争议时更是应该如此。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境外投资,势必带来大量的商事争议与纠纷。为了追求商业效率,当发生商事争议与纠纷时,企业更愿意选择仲裁这种方式解决。我国相关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但由于反垄断争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当事人将反垄断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情形并不常见。与我国其他解决民商事纠纷方式相比较,仲裁具有自愿性、专业性、灵活性、保密性、独立性及便捷性等优势。因此,在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鼓励当事人将部分反垄断争议提交至仲裁机构仲裁,通过完善我国的仲裁法及反垄断法的相关法律制度,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在实践中行之有效。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探究及立法思考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均赋予反垄断争议以可仲裁性,然而我国对此问题至今无明确法律规定,实践中相关部门也基本持否定态度。本文从反垄断问题的特殊性入手,分析了反垄断问题具有可仲裁性争议的原因,结合反垄断争议近年来对于可仲裁性标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和我国处理反垄断争议的思维三方面的变化,在阐述了我国赋予反垄断争议以可仲裁性的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有条件地赋予反垄断争议以可仲裁性,这样既顺应了国际发展的潮流,又充分尊重了反垄断争议本身的特殊性,既维护了国家公权力的权威,又发挥了仲裁解决争端的优势,并最终提出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反垄断争议和横向反垄断争议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立法建议。

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探析

一国纠纷事项是否能够以仲裁作为解决方式与该国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各国将公共政策作为一道分水岭,有违公共政策的事项交由法院负责,而与国家利益没有冲突的纠纷则可以交付仲裁。除此以外,各国对于可仲裁性的事项也有几种分类标准,如和解性、商事性和财产性等,我国兼采几种模式。垄断作为与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一直备受争议。根据欧美国家对此的实践发展,各国都对于反垄断争议采取了越来越宽泛的限制,我国也应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法》以及《仲裁法》的对于反垄断争议仲裁的相关规定以及仲裁程序,建立着重于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一步步完善我国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机制。

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探究

反垄断争议长期以来一直因涉及公共政策而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但随着经济贸易和国家商事仲裁的发展,涉及私主体之间的反垄断行为逐渐增多,研究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意义逐渐显现出来.我国在仲裁制度的发展因诉讼的基础性地位受到限制,立法中对反垄断争议是否能够通过仲裁解决暂未明确规定.本文分别从仲裁范围界定、域外发展及我国立法现状几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我国在反垄断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几点应对方式,以期推进和强化我国鼓励仲裁的趋势.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研究——兼论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政策一直是衡量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决定性标准。反垄断争议因具有很强的公共政策性而一直属于不可仲裁事项。近年来,在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公共政策已不在争议的仲裁性问题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反垄断争议也可纳入仲裁事项的范畴。我国的法律对于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未作明确规定,这既不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也不符合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做法,在法律中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作出规定。

香港新竞争法对仲裁及ADR发展启示

香港新竞争法下反垄断争议解决可以通过仲裁及ADR方式,目的是为了鼓励积极动用各种力量和途径更好地维持市场竞争秩序,而对于界定具体的反垄断争议事项则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反垄断争议可通过仲裁及ADR方式解决是各国竞争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必然趋势。

《改革》首发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栽

《改革》首发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发表于2019年第7期)一文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23期全文转栽。该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熊鸿儒副研究员.文章指出,近年来,针对数字平台寡头的反垄断争议不断。我国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治理挑战。

《改革》首发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改革》首发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发表于2019年第7期)一文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23期全文转载。该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熊鸿儒副研究员。文章指出,近年来,针对数字平台寡头的反垄断争议不断。我国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治理挑战。平台垄断问题引发的监管难题较为突出,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标准、执法方式及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预先弃权”规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及启示

"预先弃权"规则在美国法院历经30余年的发展,适用范围主要为成文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法性的权利。在适用条件上,一是当事人选择仲裁或外国法院解决争议并选择外国法,二是适用外国法不能提供如美国法一般的保护或美国法院没有机会再次审查,则不予执行这类协议。这一规则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和《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兼容,是美国公共利益具体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