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可以认为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一种体现,因为此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或者保护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在各国反垄断法中都有适用,为了对适用除外制度进行有效适用,采用规范分析法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虽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了“反垄断适用除外”这项制度,但其仅是比较模糊宽泛的规定,没有对主体、范围等进行明确,因此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目前在实践应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着重从重视立法、明确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建立实施程序规则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中国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之后,面临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适用的问题。以石油行业为例,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不应是主导的指向,应当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的前提下,确立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之间的协调原则,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适用。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在我国体育业的运用

体育产业是多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对象,而这项制度在我国体育界的运用还是一片空白。通过文献资料法借鉴对比国外该制度的适用情况,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以期为我国处在转制时期的体育事业保驾护航。

中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系统解释与规范再造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制度功能在于实现竞争性领域和特殊领域的分野,从而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进行厘定。基于对中国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系统解释,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绝非仅限于农业领域,而是包含"内设"型、"外接"型和"平衡"型三种制度范型,辐射了众多的特殊产业,并表现出了范畴不清晰和结构不稳定的缺陷,进而限缩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应当确立适用除外法定原则,以"内设"型规范吸收"外接"型和"平衡"型规范,既实现对适用除外制度存量的限缩,又实现对其增量的控制。

中国高铁产业分析与反垄断法适用性

中国高铁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从竞争政策角度的分析研究却比较少见。本文重点探讨中国高铁的产业组织特征与反垄断法适用性问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1)在产业组织层面,为何高铁产业总体上不属于自然垄断产业?哪些业务环节可能具有自然垄断因素?(2)在企业组织层面,中国高铁从政府企业到特殊法人,再到股份公司的法律经济学逻辑和演变规律;(3)高铁产业的《反垄断法》适用性问题。本文从竞争政策的角度得到的研究结论,对电力、电信、供水、供气等类似产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初探

反垄断法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竞争秩序的"市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中最能体现其特征的制度之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具有立法形式多样性、立法内容普遍性和变动性等法律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的进程中,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也会逐渐趋于协调,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趋势,对我国构建反垄断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在反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研究(上)——中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之解释

中国反垄断法顺应当代世界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在第五十六条给予农业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中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从逻辑结构上分析,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1.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2.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3.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4.不适用本法之法律适用问题等。本文研究的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是中国农业在反垄断法中适用除外的主体。对此进行的类型化研究表明,在已有政策层面的认知和选择,犹如一块绚丽的调色板,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平衡。

电力产业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对日本电力自由化改革的考察

电力产业等规制型产业虽然不属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领域,但由于规制型产业一般都设立专门的产业规制法和产业监管机构,对规制型产业垄断行为的执法依据及执法机制并不明确。伴随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化,"竞争促进型"产业政策的出现,使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日益紧密。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成为电力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日本主流观点是构建竞争法与产业法两种法律之间的协调、互补关系,并在制度设计和执法实践中探索落实该主流观点。本文在考察1995年至今日本四次电力市场化改革历程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学界理论、制度设计、执法实践三个层面归纳日本电力产业中协调竞争法与产业法的主要经验,总结我国电力产业反垄断法执法中可资借鉴之处。

我国农业利益的竞争法保护路径探析——兼谈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之改进

解决好"三农"问题,维护农业利益的合理增长是当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点之一。近年来,基本农产品价格上涨过高过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频发的原因,除正常的国内外经济大势的影响外,农业市场自身经济秩序的损害亦是其重要推手。结合我国农业产业法与市场竞争法实施的现状,认为目前农业经济领域竞争机制运行的不畅,具体呈现为农业领域竞争文化的先天不足和农业领域竞争法实施的不充分,构成了农业市场经济秩序损害的主要机制因素。为此,建议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针对地培育广大农业从业者对竞争机制的认知能力,提升其参与竞争的综合实力;同时,优化农业领域竞争法律法规的适用,认真反思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适用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以此构建我国农业利益的竞争法保护路径。

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价值取向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

通过审视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用主义色彩,即对外的扩大适用和对本国出口行为的豁免。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我国一方面应当参考美国经验,尽快制定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具体标准和实施细则;另一方面应当通过缔结双边协定和参与国际统一规则的制定,减少国外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问题及其前景分析

本文阐述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涵义、原则,在介绍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现状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该问题引起的一系列法律和事实上的冲突,并就解决该冲突的前景时持了分析.

对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介评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从美国传统的效果原则向平衡分析方法的转变 ,以及欧盟三项域外适用原则的并存 ,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 ,这些原则的固有缺陷以及各国在主张管辖权态度上的差异 ,造成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相应的国际法规则进行协调。基于国际反垄断法典制定的遥遥无期 ,应考虑采取双边或区域性的国际协调以及各国国内的单边协调方式 ,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通过对美国、欧盟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阐述和分析 ,我国应顺应世界潮流 ,赋予反垄断法域外效力 ,从而维持一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

国有企业“走出去”难题与应对策略——基于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视角

在欧盟、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框架下,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多次遭遇"长臂管辖",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不被认可,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屡遭质疑,竞争政策国际协调尚且不足。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破解国有企业"走出去"难题,文章提出建立国内改革、国际协调的"双元"应对模式,对内修订《反垄断法》及国有企业监管配套法律法规、发挥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探索"竞争中性"本土化路径,对外则需要建立国际竞争组织、加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涉外垄断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兼评华为公司诉美国交互数字垄断案中的法律适用

在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中,虽然承认限制竞争行为的"影响"是判断反垄断法能否域外适用的基本依据,但却未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垄断侵权责任准据法的连结点,从而导致了反垄断法本身的适用和相应民事救济手段法律适用相割裂,甚至相矛盾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实现和有效执行。以华为与美国交互数字之间垄断纠纷案件为背景,通过对比欧盟反垄断法及欧盟有关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的相关规定,论证了我国将影响原则作为涉外垄断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冲突规则必要性和合理性。

《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主体研究——关于《反垄断法》第56条的修法建议

《反垄断法》第56条农业适用除外主体规定语义模糊,解释论难以廓清。该条蕴含着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扶持农业发展双重立法目的,分别体现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然从当前实践质效来看,双重立法目的不仅使条文含义模糊加剧,且滋生内在矛盾。综合《反垄断法》内在逻辑、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及域外实践经验多重因素,更宜坚持保护农业生产者这个单一立法目的,对诸如扶持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立法目的予以舍弃。为此,建议将《反垄断法》第56条中"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的表述修改为"农业生产者及其经济组织"。

浅谈惩罚性赔偿在反垄断法中的意义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市场经济最先发展起来的美国。在美国的《谢尔曼法》中首次规定了对于垄断行为三倍损害赔偿的规定,其目的在于惩罚和遏制垄断行为以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再加上这部法律中有关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及其权限职责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使得这部法律是否能否有效发挥预期的效用,达到最初立法的目标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疑问。因此在理论界中也出现了对于目前反垄断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探讨。

农业产业法与竞争法关系的审视与重构——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分析背景

供给侧改革主张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这意味着竞争政策的地位将凸显。中国农业竞争环境的现实状况显露出,片面强调农业产业政策,忽视农业竞争秩序的维护,并不利于我国农业整体的产业发展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应当对农业竞争法与产业法的关系进行重构,明确农业竞争政策和竞争执法应当在农业产业政策之上优先发挥效力,这样才能激活农业领域的竞争活力。在立法层面,要开展对《反垄断法》第56条农业适用除外条款的再解释,改变由于该条规定导致农业反垄断被长期忽视的现状;在执法层面,要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查处农业经销链条的垄断行为,同时还要要开展农业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