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反“天命论”的战斗诗篇——读刘禹锡《有獭吟》

刘禹赐的《有獭吟》是一首战斗性很强的政治讽喻诗。它的锋芒直指孔孟之道的天命论。 这首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似乎很懂得“非礼勿动”的儒家教义,笃信天命,“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鲁迅:《北京通讯》) 的可怜虫形象。诗中针对大小戴《礼记》(《夏小正》、《月令》)、《逸周书》(《时训》)、《吕氏春秋》(《孟春纪》)和《淮南子》(《时则》、《主术》)等儒家典籍中关于“獭祭鱼”(獭用鱼祭天)的荒谬论调,生动而幽默地描写了一只水獭的丑态。这只水獭在得到肥美的鱼后,自认为是上天赏赐的,赶忙对天致祭,不敢擅自动用,在祭天的时候,渔翁趁机把獭砸死,

再谈农民领袖的天命观——答李锦全同志质疑

去春,我曾就《学术研究》杂志讨论了几将两年的农民领袖天命观问题,发表了一点粗浅的看法。①最近有幸拜读到李锦全同志针对拙稿《评说》而写的《质疑》一文,②对于李同志的不吝赐教,作为后学的我自然喜出望外。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我想以《再谈》为题对《质疑》作出相应的回答,并聊申未尽之意。不妥之处,尚祈再行教正。

评“两重天”与“两重性”说——与李锦全、沈定平两同志论农民领袖的天命思想问题

《学术研究》组织对农民领袖天命思想问题的讨论,持续几将两年了,讨论中李锦全同志提出有“两个阶级两重天”说,沈定平同志则有天命观“两重性”说。奉读后,颇觉不以为然,为此,我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参与讨论的诸公. 我的基本看法且从两个公认的事实谈起。既然讨论是以肯定农民领袖有天命思想为前提,且终还是沿着“奉天承运”的轨道滑下去,那么,这一历史现象为何如此一再重复?只归因于地主阶级天命观的腐蚀,归因于农民领袖不具备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他们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或者干脆一口咬定“劳动人民所以有天命迷信思想,主要原因不在本阶级。

屈原的历史思想

屈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本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对于其历史思想鲜有提及。屈原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天命、重人事;主张历史在变化中向前发展;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

《天问》“授殷天下”节确诂

《天问》“授殷天下”节四句有多处误字，应予校正。此节闪烁着屈原反天命论的思想亮点，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屈原从怀疑天命论出发，对商纣王作了某种肯定。

论谭嗣同的“心力”说

谭嗣同的“心力”范畴指的是主体的精神意志，他把“心力”看作自主选择的道德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唯意志论倾向，此说具有反天命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论早期朴素自然观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我国早期的朴素自然观,即主要诞生在夏商周时期、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的自发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它虽然受着当时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这一状况的制约,对于自然现象只能作感性直观的描述而未能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古代人类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能够作出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解释,从而为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春秋末期大军事学家孙武。

《三国演义》主题再探

本文辩驳了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诸家之说，探讨了《三国演义》与传统宇宙哲学“天命论”的关系，认为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础，而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

也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晁福林同志《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文(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五期),批评了那种对这个口号任意解释、任意引申的作法,对问题的研究应当说是进了一步,他对“种”字的诠释,论定这个口号不反天命,我都不敢苟同,现就我所知写几点意见。(一)“种”字的训诂晁福林同志从《史记》中寻求内证,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探讨“种”字的含意,方法是正确的.他指出:“用‘种’来指人时,通常指人的族类,……

《陈涉世家》的几处训诂与陈涉评价

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评价,涉及到《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几处训诂问题。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入手,谈点看法。

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与丁宝兰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在《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对于柳宗元世界观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加以探讨,并批判了“四人帮”把柳宗元看作“杰出的法家”的谬论,这是有意义的。但是,丁同志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反天命思想部分仅仅“居于被支配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因而他的世界观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甚至说他没有“一星半点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气味”等等,这种观点,我们还不敢苟同。这不仅关系到对柳宗元这一唐代著名哲学家的评价问题。

楚人的宗教观初探

一切宗教行为都是某种特定的宗教意识的外在显现。对楚人宗教观的研究有助于从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上观照楚国社会产生和形成的宗教现象。楚人宗教观中,涉及人神关系的内容占很大比重,具体而言,就是天(神)与人的相互影响、神本与人本、天命与反天命等问题。

儒法哲学斗争史话(节选)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

第一节曹操反天命怒斥尊古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后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法家和唯物论思想家曹操,为扫除分裂,统一中国,推行了一条革新进步、反孔尊法的路线。他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论,坚持历史进化论,反对复古倒退论,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史记·陈涉世家》所记陈胜大泽乡起义时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多年来被许多研究者称引。有说它是"反天命的朴素的唯物论",是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天命论)的强有力的挑战";有说它是"农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政治平等的要求、反隶属关系的鲜明纲领";有说它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口号,"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封建皇帝,开创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新纪元"。总之,从思想上说它是反天命的;从政治上说它是反皇权的。

研究哲学史必须同研究历史相结合

《哲学研究》今年第二期提出了《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的社论,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从它的这一启发,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研究哲学史必须同研究历史和它的阶级关系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