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论《新青年》的反孔非儒

把《新青年》的反孔非儒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对历史的误解。从启蒙思路的演进、文化反思和现实批判的融合以及历史性格和言说策略的链接等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新青年》的反孔非儒具有理性和激情的二重个性。它既是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现实的激情的一次炽烈燃烧,也是对传统儒学所作的一次深刻的理性拷问。

吴虞“反孔非儒”思想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吴虞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胆冲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作者通过分析吴虞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批判以及他的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吴虞反孔非儒,抨击封建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依据并不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中国历代反孔非儒思想或儒学异端理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达到过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文章最后分析了吴虞虽拿起了“反孔非儒”的大笔,却未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客观原因。

应立足原典客观评价陈独秀“反孔非儒”问题

李先明撰文《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历史重探》指出，纵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所载“评孔”文章，不难发现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但就不同时段而言，他的态度与立场则有所变化。

吴虞与《新青年》:意义如何相互生成——以反孔非儒为中心的考察

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至第3卷第6号上,以陈独秀、吴虞为首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论文和回复信件等方式,对洪宪帝制背景下尊孔读经、定孔教为国教的思想潮流进行较为集中的批判。《新青年》、陈独秀在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由此得以初步奠基,而吴虞正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六篇论文,才真正走上反孔非儒的第一线。就反孔非儒而言,吴虞与《新青年》的意义是相互生成的:对于吴虞来说,《新青年》是一个他历经十余年的反孔探索而终于找到的重要舞台;对于《新青年》来说,吴虞与陈独秀的相关文字在时间和思想上形成互补。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历史重探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评判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具标志性的刊物《新青年》"反孔非儒"话语体系的主要支点。纵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所载"评孔"文章,不难发现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但就不同时段而言,他的态度与立场则有所变化。1916年1月~1917年8月间是其极言批孔的时间节点,锋芒所向直指"孔教运动"及"孔教"与帝制复辟的关联,而此前、此后的态度都相对平和,批孔的立意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这种"反孔非儒"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在特定时间段对孔孟思想进行异常激烈而决绝地批判亦"事出有因",其中尊孔复古复辟势力逆流回潮的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传播策略以及政治高压下"为政治而文化"的情结等诸多因素,共同宰制了其"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极言批孔的事实。立足原典研究和与之相关"语境"因素的考察表明,笼而统之地评价这种"全盘反传统"抑或"感情用事"的论说都有失偏颇,惟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方能对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问题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早期《新青年》“反传统”之辨--以1915-1916年《青年杂志》为例

"反传统"似已成为《新青年》最显著的思想标签之一,但对于"反传统"一词或许存在着某种"误解"。以早期《新青年》为例审视之,一是作为早期《新青年》"反传统"主要表征的"反孔非儒"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反传统"的其他维度;二是在"反孔非儒"这一具体行为上,《新青年》在"反传统"之时与"传统"之间充满了矛盾与纠葛。因此,酝酿于特定语境中的"反传统"在"表象"之下,有其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广阔的阐释空间。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语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言行不一:吴虞的非孝观评述

吴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激烈的"反孔非儒"言辞而名噪一时。但吴虞本人接受的是系统的传统教育,在他身上有着深深的旧式文人痕迹。因此,其行为与思想更是多有相悖之处。阐释吴虞"言行不一"的非孝观,还原一个矛盾的吴虞。吴虞站在批判专制制度的立场上反对愚忠愚孝,且走在当时"非孝运动"的前列。吴虞关于"非孝"的提倡与主张大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他自己却完全没有践行这些家庭革新的理念,并且相形甚远。

郭沫若“五四”时期尊孔崇儒的特质

郭沫若与孔子、儒家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重要却又歧见迭出的话题。文章在重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相关论述后认为,郭沫若的"尊孔",尊的是孔子这个人,而非历代儒家粉饰之后的神,更不是被当作敲门砖的孔圣人;郭沫若的"崇儒",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而非历代注疏建构起来的其他儒家。其独特的"尊孔崇儒"所体现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与新文化阵营其他知识分子在"反孔非儒"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正相吻合而非相互抵牾,故而二者是"殊途"而"同归"的关系。

吴虞生活的时代及学术思潮

吴虞（１８７２－１９４９）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攻击孔教最有力”的思想家，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他生活的时代，救亡是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临的共同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历史赋予近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各个阶级、各类知识分子都曹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索。本文从学术思潮的角度检视我国近现代史，再现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学术思想轨迹，着重阐明吴虞反孔非儒思想形成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