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施行8年间,受家暴女性如何被“看见”

2009年,在北京,董珊在经历了一场被丈夫“哪儿都踢,哪儿都打”的家暴后,于2个月后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董珊曾经8次报警,也曾提起过离婚诉讼,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施暴者也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半。一时间,舆论哗然。2023年,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女子在40余年里忍受着丈夫酗酒家暴的行为。在一次被殴打后,万念俱灰的女子在丈夫睡着后通过多次击打等方式致其死亡。法院认为,丈夫对引发该案有重大过错,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女子有期徒刑四年。

不确定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哲学观的疗愈法理学之维——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第22条的修正

人类生活正在从理性、秩序、确定、稳定、均衡等理念的“确定性时代”,越来越趋向于非理性、复杂性、脆弱性、失序性、流动性、变动性、风险性等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时代”。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基本共识。将新型疗愈部门法理学理念应用在《反家庭暴力法》法哲学理念的分析上,是对该种思想的初步尝试。当下公权力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介入,总体而言呈现出惩罚性法哲学观和疗愈性法哲学观两种理念。一般而言,惩罚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惩戒功能值得肯定,但其着眼于一时家庭秩序的恢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还会发生民转刑等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乃至命案。而疗愈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着眼于社会疗愈,治理时间虽跨度较大,但往往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圆满和谐。但在恶性案件中,因其过于柔和,欠缺严厉的惩戒功能,故而有时也会失去功效,效果不彰。因此,在个案中或择惩戒,辅之以疗愈;或选疗愈,辅之于惩戒。个案处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阴阳和合,威猛与阴柔共存,惩戒和疗愈并举,“和合”治理家庭暴力之社会顽疾,不失为家庭暴力法律—社会治理之明哲之道。

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2023年8月2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就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报告如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强调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反家庭暴力法》被规避的原因分析

一个国家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制定了七年,我国的反家暴事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是短期内家暴案件的增加,反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缺位,该法律被规避的原因与其他法律规避行为的原因相比有其特殊性.本文将从实施场域、立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来对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被规避的原因进行论述,以期缓解法律被规避的情况.保护我国公民的权利,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的有效实施,改变人们固有的对于家暴规则的观念,以及树立法治观念.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文章在论证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必要性、可行性的基础上,重点思考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地位、立法目的、立法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以及反家庭暴力法应有的基本内容,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出了一些创新性、务实性的建议。

反家庭暴力法若干规定的学理解读

修改已有法律与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并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战略。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修改《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将"禁止家庭暴力"上升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并确立相应的救助和惩治措施。我国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为目的。然而,这部法律在家庭暴力概念界定、监护人资格撤销、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条款的规定上,还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其修正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备,对于遏制家庭暴力、维护人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 现行立法和实践仍然存在一些缺憾。该文针对我国现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一些完善该 制度的建议,以推进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和人权法制的建设。

适度加强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略论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与改进

国务院法制办就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史上的里程碑,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创新性立法实践。征求意见稿有诸多亮点,同时在界定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和强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应当扩大受害者的保护范围,扩展家庭暴力的客观表现形式;应当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独立提起诉讼,以便加大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力度;应进一步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增加强制带离、强制矫治、强制教育、代为告诉等制度,以增强反家庭暴力手段的有效性;应当进一步完善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制度,适当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应明确规定法律责任,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障。

反家庭暴力立法刍议

本文对“家庭暴力”作了界定，论证了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必要性和严重家庭暴力行为的刑事责任；强调家庭暴力行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竞合，主张建立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制度和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反家庭暴力”地方支持模式探寻──来自陕西的经验

The research group of Shanxi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has explored one advisable patterm of local support for against domestic vio lence and made one network of social support.The methods of the support is three kinds, i.e. the support by law means, the support by social strength, the support and the self-aid network from the injured women.

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少数仅经二审就通过的完整法律。2015年在北京召开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活动,促进了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诞生。2016年3月1日颁布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律体系的建立,它让人们重新审视暴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对各种家庭暴力现象的重视。

对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反思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是值得反思的。学界对我国家暴状况的判断是有偏差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不缺少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事实上,我国的反家庭暴力问题,不是立法问题,而是执法问题。就立法者的立场而言,在我国仍存在诸多远比反家庭暴力更为紧迫的立法任务的情况下,制定《反家庭暴力法》不具有紧迫性;从方法论的观点而言,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但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甚至可能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粗暴干预的负面效果;从立法的科学性而言,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关键是促进家庭内部的幸福与和谐,家庭暴力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亲情伦理关系,应着眼于采用适应亲情伦理关系的特殊手段来化解。相比而言,制定《家庭和谐促进法》可能是比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更为明智的选择。

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家庭暴力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它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反对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呈现出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执法和司法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化支持网络日趋完善等六个方面的特点。但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家庭经济地位不平等、社会不良因素影响等原因,我国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暴抗暴”和对儿童、老人的暴力现象值得关注。为切实遏制家庭暴力,应当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立法、强化政府干预、推进多部门合作、健全救助服务体系、深化社区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此项工作。

中国“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变迁及其逻辑

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家庭暴力”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也随之开启。回顾“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的变迁,可以发现女性视角逐渐被隐去,代之为中立的性别立场;制度叙述中“家庭成员”替代了“女性”“;和谐美满”淡化了“暴力”特征。而话语实践过程中的这些“自然”转换,反映的正是话语规则背后的性别文化及无意识的性别权力结构逻辑。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适用效果评析——以2016—2018年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以2016-2018年间400份涉家庭暴力的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样本,评判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施暴者与受害人之间性别关系十分突出,妇女指控男性实施暴力的占九成多;家庭暴力类型中,身体暴力占七成以上,其余是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法院确认构成家庭暴力的比例低,家暴取证难、举证难的状况无大改变;人身安全保护令知晓度与核准率均比较低;家庭暴力受害人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申请率和获准率较低,获赔金额小。为改善反家庭暴力法适用效果,建议统一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能力,更有效地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法院应公平分配家暴举证责任,凡确认存在家暴的判决书均应引用反家庭暴力法;改善家暴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判决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时应充分考虑家暴事实;对法律职业人进行反家庭暴力法培训。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与实践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的国际条约及人权宣言。作为相关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2016年3月1日颁布施行首部防治家庭暴力单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顺应国际反家庭暴力立法趋势,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展至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并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告诫书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同时,该法也存在若干局限和不足之处,如未将性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庇护制度尚待完善等。未来我国应适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地反家庭暴力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就进行了反家庭暴力的实践。其主要形式包括:强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冲击性别歧视观念;引导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在婚姻制度改革中纳入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四种实践产生了直接与间接两种效应,出现了被动收敛和自主收敛两种收敛类型。间接效应与自主收敛类型是其实行治本性质的综合性治理实践的必然结果。启示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不仅是人类社会反家庭暴力的有效形式,而且能够强化反家庭暴力与人类社会改造和进化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党的领导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的决定性因素。

刍议《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制度的完善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被普遍认为能够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行为的有效手段,其充分执行能最大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但由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新兴产物,其执行制度存在执行主体乏力、执行方式模糊、监督机制缺失等现实不足。只有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自身的完善立法、加强机构组织的联动、加强法律法规的协调,为受害人提供可靠的维权载体,实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价值。

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兼论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的作用

家庭暴力与反家庭暴力是世界性问题,也属于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治理家庭暴力,需从源头做起,但重要之处则在于着力培植法制观念。法制观念及其培植可以推进相关立法的完善,促进反家庭暴力执法与司法公正,对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消除家庭暴力有积极的作用。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真正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则必须强调法制观念的建构与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