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三重境界

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旨在全方位展示人类音乐文化的多维状态与丰富内涵,从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从实验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音乐民族志书写在求真欲的引导下,走过了从本质主义(“发现”)到建构主义(“发明”)的探索路向。其中大致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分为三重境界:其一,客位的“真”,即研究者以科学的范式探究想象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忽略了文化的主体性意义;其二,主位的“真”,强调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尽量趋近音乐文化的内核,以近真的态度揭示文化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架设起局内与局外的桥梁;其三,共在场的“真”,书写者跳出既有文化阈限,关注主客体共谋建构的音乐文化事项,以反身性、整体性、关系性与开放性为主要的书写方式重新审视音乐文化,进而展现出音乐文化的多元面向。前者指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后二者则更多是一种思辩性的学术研究的视角。事实上,音乐文化是一个永恒的动态体系,音乐民族志的终极目标就是持续逼近那个永远无法绝对言说的“真”,也正因为此,音乐民族志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的文化延伸到民族志对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文化,可以使民族志传播研究摆脱对象化依赖,打开研究视野;第二,从传播学和民族志各自的理论进程和研究实践中爬梳、探寻批判理论与反思性,进而超越方法与对象的机械组合,实现深层次的学科对话;第三,引入历史维度,既能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带来历史的深度,又能彼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转型与超越。

知情与同意: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伦理检视

知情同意是网络民族志研究中一项最基本而又至关重要的伦理准则,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和有效遵循。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身份和研究目的应否公开、资料获取应否征询同意、研究成果应否反馈等方面,都面临知情同意之困境。这些困境从表面上看是操作方法层面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却是对人性是否尊重的问题。没有伦理约束就没有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正当性。知情同意不能仅仅被视作达成研究目的的手段,对人性的尊重应当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

田野与学徒

成为田野里的学徒多年,通过聆听的多感官经验和勤于田野的行走与笔记书写,不仅是在为贵州东部雷公山脉与清水江支流上游的山地老村寨暗夜里进行的仪式与日常游方田野研究方法之困境寻找出口,同时也是内观与了悟人类学学徒在田野里经历的心境困顿、转折与成长。黔东南清水江边Hmub人歌师Sangt Jingb,为完成古歌的半世纪追寻,也有如复刻般出现在作者跟随古歌师傅学习古歌的时光,进一步放大至作者在田野与学徒历练的多年岁月。有如朱炳祥老师在《知识人》一书的探问:究竟人与知识学习是如何复杂地关联?知识人如何生长、存在与追寻?本文回返多年来在云贵高地村寨社会进行田野身体力行的觉察与主体经验,以己身为度,描述与阐述作为人类学学徒在田野里经历成长、存在与追寻的蛛丝马迹。

亲密的边界:西南中国的感官王国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以西南中国云南为代表的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社会惯习,探讨其与西南中国的性消费（非婚性消费）和城市化模式等现象的关系,试图通过这种研究路径和视角探讨跨文化、跨民族、跨边界的一种新认知范式。通过探讨以上的知觉和＂感觉人类学＂特征,笔者认为西南中国存在一种基于感官区隔和自我濡化（acculturation）的＂亲密边界＂,边界本为一种区隔和间离,此种＂亲密边界＂恰好是基于切身、近身的亲密互动而产生的边界感,同时在这个变动不居和微妙的边界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活色生香的感官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