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反思社会学“惯习”理论视域下的学校道德教育研究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理论在道德教育领域具有积极借鉴价值。本文从反思社会学的核心观点出发,讨论了如何将其道德“惯习”理念引入学校道德教育,以提升实际效果,满足新形势和新情况下的需求。“反思社会学”概念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随后,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包括阐释学、现象学、后现代社会学以及常人方法学等,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布迪厄在这一领域提出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见解。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反思社会学被视为社会学认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进行深入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前置条件。”

“理论指导实践”论的终结——基于反思社会学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重审

“理论指导实践”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基于此命题,教育研究中一直盛行着大量以“上帝句式”发布的实践指令:即“要如何如何”。这类实践指令酿就了一种“学究谬误”:即把研究者为解释实践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倒置为实践的真正根由。学究谬误的产生,导源于人之自我欺骗的合理化本能以及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较之于实践,理论总是灰色的,它不能指导、审判抑或决定实践,而只能对其进行既不充分又无结果的“抒情的解述”,使之暴露疑点。学究谬误的矫治,需要教育研究者谨慎标定理论的调门,并牢记研究中的自我反思。

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

反思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它并非现有社会学中众多的专业性分支之一 ,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根本目的在于对社会研究者本身及其学术场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而其核心是企图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 ,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 ,通过实践理论来予以建立。这一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现状 ,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 ,增强学术的自主性与理论的自觉性 。

教育研究者在质化研究中的“关系”——一种反思社会学的思考

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其中之一便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处位置和建立的关系不同。质化研究者必须置身于研究情景中去接近、体验、理解 ,从而解释他人的行动及其建构的意义。马克思·韦伯、格尔顿、皮埃尔·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使教育研究者能够深入检讨与反思在质化研究中所建立的关系。

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是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通过实践理论来予以建立。这一理论思想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现状,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增强学术的自主性,培养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具有积极意义。

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一点反思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是从对以往形形色色的社会学二元主义的反思批判开始的,他指出了各种二元主义的唯智主义偏见以及反思性缺乏的社会性原因:个体研究者不同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所导致的观点分歧和偏见,研究者在学术场域以及权力场域所占据的位置以及整个学术场域和研究者群体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据此,他主张展开对社会学实践本身的社会学检验,即将社会科学建构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这是其实践社会学理论的伟大贡献。但是,由于忽视了构成唯智主义偏见的人类认知方面的原因以及社会与认知两方面原因的相互交织,因而布迪厄的反思是不够的,其实践理论在理论有限性上的自我警觉也因此受到削弱。

布迪厄及其反思社会学理论

作为法国当代社会学的四巨头之一,布迪厄是一位研究领域和影响范围都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其社会学研究涉及范畴之宽、领域之广、问题之繁,使其思想体系和脉络很难把握。但其研究方法却具有某种深度的统一性,那就是作为支撑其科学实践的原则的反思社会学理论,主要体现为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反思性。

性别表演与反思社会学

布迪厄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反思社会学和惯习等学术理念和社会学方法,试图通过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的解读和释疑来发掘布迪厄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浅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

反思社会学作为布迪厄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通过对其他学者关于反思性的理解批判而建构起来的。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旨在超越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通过对社会学建构自身研究对象的过程的考察与分析,完成社会学的自我反思,进而揭示出社会结构及其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另外,通过对关系的关注、彻底的质疑、两种约束的超越和参与性对象化等四种途径来实现其反思社会学的实践,这形成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反思性社会学视域下赵萝蕤诗歌翻译特点解析——以《草叶集》组诗《亚当的子孙》译文为例

赵萝蕤是惠特曼《草叶集》的首位女性译者,其译本获誉颇多。文章以《草叶集》中的组诗《亚当的子孙》为研究对象,从字词选择、语义表达和句式呈现三个层面,结合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中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对其翻译特点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赵萝蕤倾向于使用直译法,源于其人生经历中不断构建与内化的惯习、对“信”的恪守以及与作者惠特曼在不同场域中所积累的各种形式资本的影响。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接受

继“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西方学者又提出“社会学转向”。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依托社会学理论,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以其特别的方法论为翻译研究学者所接受并运用,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崭露头角,并且主要关注和广泛应用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为我国翻译研究打开新视角,也带来了新启发。本文主要介绍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如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以及它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接受现状,最终指出运用该理论进行翻译研究时存在的问题分析并尽可能提出应对策略,促进这一理论资源良好发展。

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会学反思

从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看,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具有一种教科书式的体系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了共和国前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共和国前期(1949—1979)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在知识资本与竞争策略上的四个基本特征。

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从"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何为"两个维度,重新检视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研究伦理和方法论取向。分析发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以实践性为基本品格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前提预设却从根本上阻档、抑制着环境正义和实践品格的彰显,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危机由此产生。因此,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根本之路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维度探寻能够在经验层面实现学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以正义和进步为价值基础,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为超越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

社会科学的反思性——读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引论》

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已经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之一,而他的思想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分无疑是关于社会科学反思性的思考。由于布迪厄的理论博大精深,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了解布迪厄思想的大概,不妨一读他与美国学者华康德（I·Wacquant）合著的、可以视为布迪厄社会理论入门书的《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作《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在此书中,布迪厄集中谈论了社会科学的“反思性”问题。

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及对文艺场的论述

布迪厄的文艺场理论以三个主要概念为其基础:场域、资本与惯习。将文艺场划分为有限生产次场与大生产次场。积累声望、开发利益、象征资本丧失、异端竞争成功,是其提出的文学艺术场内部新势力的发展过程之普遍模式。将文艺等领域中所存在的争斗、竞争等情况醒目地予以突出,是有其应该肯定之处的。

论自主艺术场的生成机制与反思性原则——来自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视角

自主艺术场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根源于现代文化的不断分化及其在道德、审美上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双重拒绝。这是一种建立在冲突与区分基础上的艺术体制。通过对艺术场的反思性批判,布迪厄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等级化的艺术体裁、趣味体制与社会阶级分层之间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打破了纯粹美学的艺术幻象。这是一种既尖锐又深刻的启发性观点。

理论无意识与反思社会学

遗憾的是,经过了二十年的“理论狂欢”,中国学术思想界仍然缺乏真正的——作为优秀思维品格和有效研究方式的——理论素养。理论无意识的惯习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我们“学术场域”的共同盲区。但愿由贺照田的忧虑和质疑所引起的讨论,能够促成中国的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从“消费异化”到消费者主体性:西方消费研究理论的变迁及其社会学反思

“消费异化”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来龙去脉在本文得以重新理清和反思。这些概念是马克思对他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形式主义分析和批判的理论工具,它们在不同理论家笔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其适用性也在随情境而变化。对这些概念的操作化、经验化处理,降低了这些概念的含混之处,随之相伴而生的是消费主体研究的兴起。“消费异化”的理路明显忽视消费主体和主体性、消费的社会与文化差异、物与商品的社会生命和社会意义;相反,德鲁兹和加塔利展现出欲望的生产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解放性,拉康把晚期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愉悦的体系。

“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反思——从富士康“N连跳”说起

通过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以及"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的出现自杀现象的高度关注,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发现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的社会失范,如制度失范、文化失范、角色失范、价值观失范、社会因素引起的心理失范等是其自杀的总根源。减少和防止"80、90后"农民工自杀现象的措施应该包括: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构建农民工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企业人文文化和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