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涉恐条款

恐怖活动犯罪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刑法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

“预防性”正义及其风险——中国反恐刑事立法审视

面对恐怖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需求高涨,全球范围的反恐立法出现了预防性立法的趋势。中国近十几年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法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功能和价值预设上也出现了由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预备行为实行化处理,扩大刑法犯罪圈,强化打击恐怖活动中的抽象危险犯,同时限缩公民自由空间,剥夺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满足预防的需要。这些立法变化有功利主义的合目的性,但也引起了对自由价值侵蚀风险的担忧。由此,我们应当理性审视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具体规范,在认可预防性正义必要性的前提下,通过刑事法内在运作机能的调整实现对侵权风险的防范,实现反恐中的具体正义。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研究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视与反思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有利于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但刑法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在肯定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警惕刑法的不当扩张而造成的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也应同步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对此,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建构应奉行以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安全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合理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并严格其入罪和出罪,以期实现反恐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效平衡。

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恐怖活动事件也愈演愈烈。恐怖活动犯罪作为国际上一项重要的犯罪形态,对其进行严厉打击,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近些年,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在我国也呈现出高发性的趋势。除新疆等以往传统的恐怖活动犯罪地区外,内地恐怖主义犯罪事件也日趋猖獗,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给人民群众带去极大的威胁。针对当前恐怖主义犯罪严峻形势,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增设了新型恐怖活动犯罪,由此可见我国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对于惩治涉恐犯罪中诸多理念和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