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恐的国际视角:难点与对策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演进,呈现为“冷战”恐怖主义、“多元”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恐怖主义三个阶段,具有相应的不同特点。当代国际社会在法治反恐领域面临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反恐双重标准、越境反恐、反恐跨境取证等突出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克服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包括支持联合国发挥国际反恐主导作用,树立现代的法治反恐国际合作观,注意拓宽法治反恐国际合作的渠道,以及充分考虑境外反恐的国际影响而审慎行动。

我国法治反恐的思维向度及其常态化

《反恐法》的施行是我国走向法治反恐的里程碑。我国法治反恐思想内涵丰富,具有严谨的法理逻辑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呈现了标本兼治的方法向度,贯穿了长治久安的实践向度。这三个思维向度分别是我国法治反恐的基础、方法和目标,系统地回答了如何认识法治反恐、怎样推进法治反恐和如何践行法治反恐三个层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实现我国法治反恐的常态化,需要从外部营造尊法尚法的法治环境,在内部夯实从法律认知到法治反恐实践的根基,建构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使法治反恐成为我国反恐实践的普遍认知和惯性思维。

法治反恐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国内的恐怖局势以及恐怖主义的发生机理决定了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必将长期存在。我国反恐人才急缺,恐怖主义涉及的多重复杂因素决定了反恐人才的培养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规划设立“反恐怖主义专业”来“一揽子”完成。当前我国以公安、警察类院校在警务指挥与战术等专业下设置反恐怖方向和法学院校在法学专业下设置反恐怖主义法方向的块状配合,加上各科研机构点状分布做补充的培养模式是反恐人才培养的理性选择模式。法学专业下反恐怖人才的培养规模应当适当扩大。法学专业下本科层次反恐课程设置应当与公安院校的反恐方向课程设置做到有衔接、有区别而又互相补充,在完成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合理优化,涵盖民族、宗教、国际政治等课程,凸显反恐特色。法学专业下研究生层次的反恐课程设置与本科层次的课程设置要凸显培养目标层级化,避免趋同化。

论“巨额反恐罚单”与反恐法律责任泛化

由于我国反恐法治经验和原理认知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及相关配套法规还不健全等原因,对于以"巨额反恐罚单"为代表的反恐法律责任的设置和追究能否造成"反恐法律责任泛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可能对公民权益实现、国家反恐效率及社会平稳发展等造成负面影响等问题亟待厘清。

论正当反恐法律机制的创建

在确立反恐立场、制定反恐法律、采取反恐行动的过程中,保障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权利自由之间的平衡关系,是衡量反恐正当性的标尺。在二者的关系中,将任何一方推向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自由虽然在行动取向上有所不同,但在最终价值取向上却是一致的。国际反恐不能突破国际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的底线,国家反恐也不能不受人权义务和法律义务的规制。中国的反恐法治化建设,应在反思英美等国反恐问题上的教训基础上,在借鉴其较为完备的反恐立法、反恐机制、反恐措施与经验基础上,破除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自由二元对立的思维束缚,平衡好国家安全保障与公民权利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结合中国国情为反恐确立坚实的正当性基础,并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将之熔铸进体系化的反恐法律体系与机制之中。

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实践创新及发展展望

在国际社会严打高压之下,恐怖组织改变策略,化整为零,向全球扩散。我国境内恐怖活动进入更加严峻复杂的新阶段,治理难度加大。为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发展演变的新形势,我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形成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包括:坚持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交流合作,凝聚合力。当前,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全球反恐怖工作形势更加复杂,对此仍需保持高度警惕。今后,反恐刑事政策的发展应当进一步树立反恐怖工作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统筹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大局,重视网上网下两条战线。

教育反恐措施的展开及其审查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预防性反恐策略要求在教育领域贯彻反恐的宣传,形成了教育反恐措施,即在教育领域,教育主体须承担反恐宣传的公法义务:《反恐怖主义法》第9条的“协助、配合、报告义务”和第17条“纳入反恐法治宣传教育”,体现着预防性反恐对教育领域的辐射。基于反恐与学校自治的价值考量,针对两种教育反恐措施所对应的不同法律条款,应以实质审查为核心,建立教育反恐措施的分层式审查构造:“协助、配合、报告义务”适用严格审查原则;“反恐法治宣传教育”适用宽松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