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与网络舆论的价值契合——基于“昆山反杀案”的分析

昆山反杀案不仅是一起法律案件,也是一起网络舆论价值诉求与司法价值导向高度契合的案件,具有重要的社会导向意义:公安机关认定“反杀者”行为是正当防卫的决定,不仅激活了正当防卫制度,也符合“法律不强人所难”的道德要求,彰显了“正义者毋庸向非正义者低头”的社会价值导向,契合了网络舆论追求正义与安全的价值诉求,对社会道德起着正面导向作用。

热点事件报道中的法律知识普及策略——以“涞源反杀案”报道为例

热点事件能在较大范围内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力,因而是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载体,如何利用热点事件展开普法活动是新闻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为此,可以通过将法律知识点与事件要素进行有机结合,请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学专家深入解读,把相似事件作为延伸报道进行比较分析等方式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提升新闻记者的法律素养,注重事件报道的严谨规范,避免跟热点而引发的流量陷阱等。

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特殊防卫”条款的激活——以“反杀案”为切入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贯热衷于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虚置状态。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受以往司法观念束缚的思维定势影响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存在立法瑕疵所致。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没有坚持就事论理。以往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刑事立法规定是运行就事论事的算法,现在刑事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是运行就事论理的算法。事是实在的,理是重要的,以就事论理为视角才是激活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根本法则。以就事论理为视角讲究以动态的眼光回顾案件全过程,重在阐明法理,力图获取可接受的合理处理结果,进言之,就是优先考察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第20条第3款激活的路径是:坚持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中的第一位次,回归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初衷,坚持特殊防卫人优越利益的立场,重新厘清“行凶”的含义,准确理解特殊防卫中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走出侵害人侵害与反击人反击双方数量相等的误区。

非对峙型受虐妇女反杀案:现状检讨与纾困路径

在非对峙型受虐妇女反杀案中,对于优先考虑出罪还是量刑情节,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存在明显的分歧。现有法教义学理论的三条出罪路径分别存在着适用条件无法证成、自身存在明显瑕疵、无法突破刑事政策的壁垒的问题,难以被司法机关接受。司法实践的困境则表现为规则适用的精细化、能动性程度不足。缓和理论与实践分歧的立足点是司法解释的目的论“再解释”。一方面,应以司法实践的需求指引理论研究的方向,借鉴“受虐妇女综合征”以及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推动研究重心从探索教义学上的出罪路径转向对定罪量刑规则的精确化、类型化,形成“出罪—法定减轻处罚—酌情从宽处罚”的三层次结构;另一方面,应以量的防卫过当理论为中心,激活防卫过当条款的适用,以教义学研究成果填补规则漏洞。

意识形态的“缝合”:后意识形态社会语境下“昆山反杀案”的批判性思考

"昆山反杀案"是后意识形态社会和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有效缝合"的典范。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弱者的反抗得到了不同话语(政府、媒体和大众)的认同,本来分化的、差异性的乃至冲突性的不同话语在这一网络事件上得到了"有效缝合"。"缝合"让意识形态在滑动和流动中固定,从而实现了社会从对抗到和解的可能。"缝合"建构了一个"共识统一的社会幻象",但随着全球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在我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冲突和分歧有可能愈演愈烈。因此要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缝合",达成社会"共识",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昆山反杀案"的妥善解决也显示了网络和新兴社交媒介在意识形态"缝合"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昆山反杀案”再谈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法律是神圣的,不容任何人质疑,但司法活动则是可以受到舆论监督的。舆论监督是公众和媒体的权利,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的公正办事原则,两者应该是既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的。文章以"昆山反杀案"为例,从网络时代舆论监督主体的位移、正常监督与媒介审判的不同点、人民群众是司法进步的推动者三个层面入手,对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再探讨。

"昆山反杀案"的法理分析

正当防卫制度作为一种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性制度,是正义不受非正义压迫的重要支撑.本文拟以我国现行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为基础,结合"昆山反杀案"就防卫权及其限度问题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有助于正确理解正当防卫制度的科学内涵和有益于相关的司法实践.

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界定——危险理论的提倡

“涞源反杀案”最终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而结束,但是该案也反映出我国在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认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防卫时间分为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学界对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的认定进行了探究,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局限性。在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认定上应秉持危险理论,对于开始时间的认定需要采用急迫危险说,对于结束时间的认定需要采用危险消除说。同时,对于危险的认定应该以主观论为标准,而该论分为防卫人认识说与一般人认识说。两种学说各有利弊,而将防卫人认识说与一般人认识说相结合所形成的二元主观论更有利于对危险的准确认定。以危险理论与二元主观论分析“涞源反杀案”,可知该案的处理结果兼具正确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