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极端化背景下的英国高校管理

恐怖威胁越来越多地源自国内极端化分子的现实,突出了反极端化在整个反恐努力中的重要地位,使高校和反极端化问题有了相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从国家层面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法律义务。国家层面的要求给高校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各高校从制度保障和观念应对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英国个案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在反极端化努力中,国家、社会对高校的期待及高校可能的作为和措施。

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打击极端主义是彻底遏制恐怖主义的关键。打击极端主义的方略可具体划分为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两种。前者是对已经接受极端思想者实施的特殊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放弃极端主义思想、重塑身份认同与复归社会;后者是对社会公众采用的一般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养成抵御极端主义思想侵蚀的能力,避免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去极端化和反极端化作了初步规定,但是与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比较,还需在实践主体、实践措施和立法体例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未来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反极端主义法》。

推动核心价值教育:反极端化背景下英国中小学管理及其局限

恐怖威胁越来越多地源自国内极端化分子的现实突出了反极端化为主的防范在整个反恐努力中的重要地位,对极端化的外生性和中小学生面临极端化的脆弱性认识又凸显了中小学教育在反极端化工作中的相关性和意义。因为自由主义传统的缺陷,英国部分学校面临严峻的极端化风险。通过议会立法,2015年7月之后,英国政府要求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所有面向公众的公共机构承担防范极端化的义务。与此同时,作为应对极端化的重要手段,政府提炼出了英国核心价值,并要求各类学校积极推进宣传和教育。这些价值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相互尊重、包容不同信仰和信念等。核心价值的核心性主要体现在框架性和评价性两个方面。具体推进过程中,学校需要重视学生内化核心价值的效果和利用核心价值抵御极端化的能力。中小学通过具体推进英国核心价值教育,宣传极端化的危险,提高了关于孩子精神脆弱性的认识,同时更加明确了学校在孩子精神健康方面的责任,并加强了监管力度。但是英国核心价值整体内容缺少新颖性,教育落实过程也继续遭遇英国教育监管难的问题。

美国国内的反极端化实践及其启示

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深入和恐怖主义的适应性反应,当前美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在性质和发展趋势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在美国本土直接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穆斯林社区及索马里等移民社区青少年群体已逐渐成为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和追随者蛊惑的重点对象。有鉴于此,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反恐战略执行方案,即以建立联邦政府为主导的,以基层社区和家庭为建设单元,多个地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新战线。这项方案也为我国应对暴恐犯罪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的“欧洲模式”及其政策困境

面对日益严峻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欧洲主要国家在2010年开始采取反恐怖主义极端化措施。各国政策在目标对象设定和实施方式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反极端化"欧洲模式"。但这一模式并未有效遏制极端思想的蔓延,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政策不再强调对恐怖分子个体成因的追问,导致个体层面的预防与干预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评判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试图加强与穆斯林地方社群的合作的方式虽然弥补了个体预防的不足,但同时也强化了主流社会对于穆斯林"嫌疑群体"的认知,对反恐怖主义极端化工作的成效带来负面影响。"欧洲模式"遭遇的这两方面困境是我们判断欧洲未来恐怖主义发展趋势、参考借鉴解决相关问题的经验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对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外部政策评估的有效切入点:威胁认知通过影响政策目标与政策路径,构成恐怖主义治理能够在多大限度内发挥其有效性的前提。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对恐怖主义威胁出现了“传统智慧”“本土恐怖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三种不同的认知,治理政策经历了“全球反恐战争”“反激进化”和“反极端化”三个阶段,政策目标经历了“文化安全化—族群安全化—思想安全化”的演进,政策路径出现了从“群体化”到“个体与群体兼重”再到“个体化”的转变。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三个阶段演进,更多的是面对新恐怖威胁的被动更新,而非针对前一阶段问题所做的主动修正。这导致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既有政策有限性将会持续,反恐的政策负担会越来越重,甚至“越反越恐”。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西方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治理又处于一个需要更新威胁认知的关头,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当前恐怖主义治理的效果。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反恐政策评析

在当前民族、族群等次国家群体间关系为代表的社会异质性问题全球升温的背景下,相关政策设计需要以国家安全整体需求指引民族工作,以民族工作固基国家安全。欧洲从"9·11"事件以来的相关工作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2005年左右,基于"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治理传统,欧洲各国在"反恐怖主义激进化"政策下实现国家安全治理与国内族群政策的结合。这一政策并未实现其既定目标,其症结不在于工作思路的错误,而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无法直接处理安全问题,相反,它需要一定的社会安全作为前提条件。2010年左右,欧洲主要国家实现了从"反激进化"向"反极端化"的政策升级,是对既有政策失误的有效修正。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反恐体系中的社区

社区是国家反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分散、自治、与政府相对疏远的特点可能有利于恐怖分子的藏匿和恐怖主义的滋生,但社区也可能成为政府情报网络的重要补充,以及反极端化的有力武器。政府对社区的干预、支持和塑造对于社区反恐潜力的开发至关重要。但政府对于社区反恐功能的认识并不总是完善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9·11'之后,美国政府根据恐怖威胁的形态和自身的既往实践,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型反恐体系。社区作为这个体系的边缘,主要承担情报收集和传递等辅助性工作。随着新型恐怖主义碎片化、本土化、个体化等特点逐渐突出,极端化推动的独狼式恐怖活动造成了政府反恐体系的过载。为应对这一新情况,社区反恐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社区被要求不但能够及时发现极端化苗头,而且能通过教育等社会化机制重塑正在极端化的个体,从而从根本上避免极端主义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