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性治理的“反治理”绩效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实施以工哺农、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国家为此导入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援三农,这种以资源下放为主的资源性治理目的隐含着修补之前的国家与农户之间张力关系的意图。然而在实践之中,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转型并没有达到有效的效果,反而形成了治理的"反治理"逻辑。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和集体力量的溃散,以及在资源性治理过程中,地方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保持群众的满意度,就以塑造标杆的方式处理资源的分配,从而导致了有着朴素相对平均主义心态以及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无法沾到利益群众的不满。

我国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治理探析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得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巨头因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要求商家只能对经营平台进行唯一选择的行为受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巨额处罚,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此类“二选一”行为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亟需进行法律规制。然而,当前我国对垄断行为的处理存在法律适用阻碍、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以及平台监管碎片化等问题。文章通过对欧盟和美国等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垄断治理的建议:加强对电商平台领域反垄断的立法,推动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一体化发展,构建协同监管体制。

国际体育自治的权力流散研究——兼论全球反兴奋剂治理的新趋势与新困境

体育自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是国际体育研究的前沿。借用国际关系领域的权力流散理论,聚焦体育私权与社会公权冲突最为激烈的反兴奋剂领域,认为当前的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实际上是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公共权威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冲突后的直接产物,而博弈后产生的自治权力流散是国际体育组织在善治改革后必须面对的新状况。全球反兴奋剂治理将呈现出WADA由形式独立向实质独立转变,立法和决策过程由程序民主向实质民主转型,WADA霸权地位继续被公共权威直接挑战等新趋势。官员利益脱钩程度不足、权力主体代表性不充分、公共权威域外管辖权行使不够规范是全球反兴奋剂治理将要面临的困境。WADA所领导的全球反兴奋剂治理改革应当致力于把自治权力流散放到善治改革的总体战略中予以考量,积极构建多层次、多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突破各方之间的合作困境。

政府扶贫职能的转变与农村有效反贫困治理结构

文章结合中国农村贫困实际 ,提出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特点 ;中国农村当前贫困特征及扶贫机制与缺陷 ;

反科层制治理: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反科层制治理是一种依托于常规化的科层组织,但在运作机理和运行逻辑方面迥然对立于科层制原理的治理机制。反科层制治理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普遍存在,以良性违宪、信访制度和运动式治理为典型,能够有效缓解决策一统性与治理有效性、信息反馈与信息控制、常规运行与紧急动员间的矛盾和张力,部分程度上减轻科层组织的运行压力。反科层制治理在实现国家治理意图的同时,往往会对科层化法治中的权威化治理和专职化治理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增加了法治进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数。

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研究

对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国际国内背景、难点问题、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框架进行论述,认为: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要充分考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建立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施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生产和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治理重点是调整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发展特色产业、重视教育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小额信贷。

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及反垄断治理

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厘清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机制与实现路径,推动数据共享与公平流通,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垄断形势较为严峻,数据的价值释放过程受阻。一方面,数据垄断行为界定标准不清,产权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反垄断治理的收益与弊端难以平衡,应尽量避免破除垄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破解反垄断治理的困局,一是需要规范数据垄断行为的界定标准,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构建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二是要不断完善数据反垄断监管机制,加快培育良性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多措并举优化反垄断治理模式;三是增强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力,提升数据流通渠道的分散度与灵活性。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初步构想

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治理事关小康社会建设大局,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创新指导。要消除这些地区的贫困现状,必须构建由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贫困者积极参与的府际合作反贫困与政府—社会协同反贫困多方联动的多中心协同治理体系。

反科层治理:机制、效用及其演变

反科层治理是我国常规科层治理之外存在的非常规化、非制度化、非正式化的治理方式,对反科层治理的机制、效用及其演变进行理论阐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治理环境下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反科层治理主要包括典型治理、运动治理与工作队治理三重基本治理机制。它以科层制为依托,有效弥补了科层制的治理不足,成为执政党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意图的有效治理工具。反科层治理在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困难,表现出制度化与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因此,这一治理模式必然呈现出社会常态化条件下的适应性演变状态。

后小康时代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特征、行动金字塔和模块

2020年以后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如何有效建立解决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做好反贫困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关键。研究发现:相对性、流动性、伴生性、层次性、高移化和动态性是后小康时代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六个新特征。基于人类发展理论,从国际组织对基本需求的界定和标准中,能挖掘和提炼出一份"基本生活水平清单";未来反贫困的推进逻辑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反贫困行动金字塔模型":由"生存背包、发展背包和能力背包"三层组成,每次所放下的"背包"就是反贫困的实现目标;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的"发展背包",预计10年,第二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体面生活的"能力背包",预计5年。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雏形为问题导向式的闭环"6W反贫困制度模块":以贫困识别制度为逻辑起点,依次推向主体制度、资金投入制度、维度制度、评估制度,收官于国际产出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治理体系。

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

精准解决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小康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扶贫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创新。在对传统的反贫困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挖掘传统扶贫治理模式"家长式"、"政府独揽"及"责任独担"的"单中心"政府包办模式的弊病,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滇西边境山区扶贫治理现状,提出构建以地方政府为扶贫开发主体,非营利组织、国际和本土扶贫NGO、社会组织、个人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共同协作的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及实施的对策与建议。该体系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我国本土反贫困治理理论,拓宽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的视野,以加速实现特困地区的脱贫。

救济、开发与预防:当代民族地区反贫困治理的发展演变——以贵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考察中心

近代以来,民族地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始终是贵州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从贫困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看,解放前贵州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的贫困状况已经日常化。建国后国家以救济为重点进行扶贫,不过基本还是停留在临时的赈灾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土地产权的根本性变化,带来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巨大机遇,不过这种土地关系的改变,也未能改变贵州民族地区贫困的现状。从目前看,"救济、开发与预防"三位一体的反贫困治理模式才是民族地区贫困治理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背景下广告支持型平台的反垄断治理

广告支持型平台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数字背景下的反垄断治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本文分析了当前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呈现的新趋势,指出其平台特征、数字特征和行为特征为反垄断治理带来的新挑战。为了顺应新趋势、迎接新挑战,应制定相应的反垄断治理新策略,包括采取新的治理思路,使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能够符合其自身经济特性和业务实际,以及发展新的治理工具,在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的各个环节做出调整和改进。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双边市场反垄断理论和新经济治理理论。

变与不变:后脱贫时代中国反贫困治理的辩证思考——基于一个历史比较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随着中国反贫困治理过程进入后脱贫时代,其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空间、治理方式等也需要作出同步调整,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维均衡性构造、治理对象的相对多样性发展、治理空间的散点化城乡融合、治理范式的常态化长效扶贫等新的表现形态。而其在"变"的创新发展逻辑中保持着"不变"的精神实质,即在领导主体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价值理念上坚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变、目标追寻上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不变、能力水平上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底线思维不变。中国反贫困事业的伟大胜利就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中实现的,即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在"变"中把握"不变",做到坚守反贫困治理精神实质的一脉相承;遵循质量互变规律,在"不变"中创新求"变",不断谱写中国反贫困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变"与"不变"中坚定前行,走稳通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西部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反贫困治理——以宁夏贫困地区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西部贫困地区。笔者在阐述西部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同时,结合西部贫困地区实际,探讨了西部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突破领域,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加强反贫困治理工作;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推进贫困地区农村的信息化、物流化、科技化;化解贫困地区农村的乡、村部分债务。

论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发布,我国农村贫困标准、贫困治理对象、治理区域、治理方式、治理目标与任务等实现了阶段性升级,对农村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但是,现行的"扶贫开发机构自上而下管制型"反贫困治理结构,由于存在突出的功能缺陷和机制难题,很难适应新挑战的新要求。为此,必须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为导向,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贫困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创新扶贫对象识别、资源投入整合、项目选择运营、效益监督评价等贫困治理机制,形成合力攻坚的"大扶贫"格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技术反治理研究

技术治理可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效能,但与之相应的技术反治理也会形成诸多阻碍。技术反治理包括技术治理带来的治理新问题和技术治理的治理失效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技术反治理主要表现为技术失灵、过度治理、技术官僚主义和民主困境,这主要是由公共权力结构变迁、治理工具运用门槛抬高以及技术治理决策风险增加所致,可从强化治理主体、提高科学认知、加强动态反馈等方面进行再治理。

中国的非营利部门与城市反贫困治理

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城市反贫困治理中,非营利部门可能的作用空间以及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作者认为,在当前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中国有发展非营利部门的迫切要求。非营利部门可以很好地提高贫困者的经济机会;有效促进对贫困者的赋权;加强对于贫困者的安全保障。然而相对于功能需求来说,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创造有利于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