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洋教斗争中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兼论教案中农民的非爱国主义行为

一般认为反洋教斗争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但认真分析,相当一部分教案中农民反教并非如此。他们只是从狭隘的现实经济利益、传统习惯出发,希望将洋教士赶出本乡本土便万事大吉。近代农民的爱国主义有一个觉醒过程。排外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只有当农民自觉意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危机意识,将反教斗争和保卫国家或保卫清王朝联系在一起时,才表明他们的反教行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以往对教会势力的研究只注意到西方洋教士,而忽视了大批入教的中国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地痞流氓恶势力。引起教案冲突的人员除少数为恶的洋教士外,相当一部分为恶的主体是入教的中国人。故教案冲突除跟洋教士的矛盾外,还有入教与未入教的中国农民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内乱、斗争在近代的特殊继续。是中国乡村社会封闭、落后以及历史上充满斗争的特点所决定的。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既要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也要注意反省解剖民族落后性。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固此引起。

义和团运动后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斗争

民间秘密结社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像历代农民运动失败后常见的长期沉寂局面,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洋教斗争尤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性质和特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洋教的范围,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后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斗争呈现出的复杂动向。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教会势力,所以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随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民族运动高潮。

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略论

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与义和团运动是什么关系?不少论者认为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以1898年10月赵三多率众攻打红桃园教堂作为划分两者区别的标志。理由是:一,赵三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第一次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二,这次斗争是以义和拳名义发动的第一次反教斗争;三,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等等。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大教案。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一、“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贯指导思想,并非义和团运动所特有。 为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对近代反洋教斗争(包括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或目的做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发现:

大刀会及其反洋教斗争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做为山东义和团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刀会,是最早投入反洋教斗争的群众性组织。大刀会的出现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考察大乃会的组织源流、性质及斗争情况,对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一定意义。一活动在鲁西南与江苏交界砀山一带的大刀会,是由曹县刘士端、单县的曹得礼创立的。刘士端、曹得礼领导的大刀会,原名是金钟罩。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中说:“臣查大刀会即钟罩邪教,由来巳久。”清御史蒋式芬也奏报说:“曹县境内……近有头目刘姓者倡演铁布衫及金钟罩体邪法。”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登州《山东时报》

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即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顶点,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个总汇合。 1840年的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思想剖析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世界文明曾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华民族,逐渐沦至受人奴役宰割的地步。西方列强恣意蹂躏她,盘剥她。洋教与鸦片、大炮结伴而行,成为一支特种部队,扮演了侵略中国的角色。 洋教入侵的危害逐渐被中华民族认识后,便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中叶起,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高峰,反洋教运动持续了半个世纪,发生了四百多起教案。官僚、士绅、会党、农、工、商等各个阶层的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这个洪流。

20世纪初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19世纪最后二、三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则可以说是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和高潮。史学界对于甲午战前的反洋教斗争已做了一些研究,对于义和团运动则做了更多的认真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反洋教斗争则注意的很不够了。有些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对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反洋教斗争虽有所涉及,但只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加以叙述,未来得及进行较细致的研究。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尽管清朝统治者兢兢业业地恪守《辛丑条约》。

巴塘反洋教斗争论纲

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美、法、德、俄、意、葡等西方国家的教会,也就争先恐后派员来到中国。他们设堂立会的地域,不仅遍及所有省区的通衢大邑,甚至穷乡荒陲也多所布点,他们以播“福音”、开教化、启文明、办慈善为幌子,实际上大多直接间接地进行诸如窥探情报、测绘地图、探查关隘、了解矿藏、规划线路、离间旧谊以及散布崇洋媚外思想等等,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侵略服务。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强买田地,支使教民侵夺民财,欺凌乡里,横行一方,“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

浅析晚清西南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特点

西南地区的地理位置及丰富资源 ,使列强把它作为入侵中国的门户和重点地区之一。近代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 ,作为列强侵略工具的教会势力在西南半殖民地化进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西南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中保卫边疆 ,捍卫领导主权及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国家统一的特点作一概述 ,以期能对今天开发大西南 ,搞好民族团结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起到历史借鉴作用。

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一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中国人民称之为洋教,台湾同胞有时也称为景教。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侵略中国的同时,总是利用宗教奴役中国人民。洋枪、洋炮、洋货、殖民地总督和洋教、传教士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那些主教、牧师、神甫们最先进入台湾这个地方。早在十七世纪初,伴随着荷兰、西班牙入侵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接踵而至。前者在台湾南部,后者到台湾北部。1625年,即荷兰侵占台湾的第二年,便有传教士甘迪第斯入台湾传教,史载从1625年到1662年,荷兰殖民者前后派了三十个传教士到台湾传教。他们传教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士著民族(通称“高山族”)。他们在士著民族中,到处“建教堂、设学校、译圣经、授十戒”,“大布福音,以牍土番。”

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高潮的伟大开端——贵阳教案

自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年间,大大小小的数百起教案,汇合成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伟大洪流。但反洋教斗争,却是从一八六一年发生的贵阳教案以后才掀起高潮的。本文拟就贵阳教案揭开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序幕——这个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一抒管见。

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年起,至九十年代初年止,这三十多年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秘密社会的状况及其斗争形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勃然兴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哥老会的势力已从长江上游的川黔山区,伸展到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由南方的两广两湖,蔓延至北方的陕甘晋豫,以至满蒙新疆。城市和乡村,交通码头和驻军兵营,多有它的山水香堂。它所发动的反抗斗争,已由分散的小规模状态,发展成为许多地区联成一气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斗争锋芒已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

近代湘鄂西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湘鄂西地区,(本文所指的湘鄂西地区,是以清代区划为标准的历史地理名词,而不是指现在的行政区划.它包括湖南西部的辰州、永顺二府所辖的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八县和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四厅以及湖北西部的施南府所辖的利川、恩施、咸丰、宣恩、来凤、鹤峰等县.这些地区现在大部分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来是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千百来年,各族人民在这里进行着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又共同进行了反对外国侵略。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对西方基督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川反洋教斗争概说

19世纪60—90年代,四川反洋教斗争的规模、频率、严重程度与复杂程度,为其它省所罕见。本文通过对四川区域性反洋教斗争的分析,力求从微观上进一步把握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作用、性质和特点。 外国教会势力进入四川,以天主教势力为最早,其时间约在清康熙年间(1696年);基督教随后,在同治年间(1862-1874)。教会最初传教点在川东重庆府属的巴县城内,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天主教至四川者以法国人梁宏仁毕天祥等为最早,相传在康熙间(1696年),初于定远坊杨家十字建天主堂,至咸丰十年重建。……同治间耶苏教会以县城九块桥福音堂为最早,英牧师石琢之于公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成立内地会”。但因这一时期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四川禁教颇为得力,“照得天主邪教,诡正乱俗,最为人心风气之害,迭奉谕旨严禁,查办在案”,“务须刊发大张告示,刊发各属,令其迎机化导,务令一律改行冀净根除。……此类系风俗人心大政也”。故当时“传教者益往来无定”,入川者少,多隐秘活动于川东一带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