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理智化”到“教育理智化”——兼对杜威“反理智主义”观念的辨正

美国新实在论哲学家蒙塔古盛赞杜威一生致力于"智慧实践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杜威却把"智慧实践化"纠正为"实践理智化"。这种纠正意味着杜威不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工作者,而是把重心放置在实践上。实践理智化包含两层含义:从实践改造的意义上来说是把机械的实践、盲目的实践和仅由习惯支配的实践改造为智慧的实践;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智慧性行动的过程同时是一种认识的过程,一种最具有理智意义的过程。由"实践理智化"可推出"教育理智化"的构想,基于这种构想可有力地反驳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等对杜威做出的"反理智主义"指控。

为理智主义辩——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出发

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知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能力之知无法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然而,反理智主义者的核心论证即无穷倒退论证并不能有效地反驳理智主义。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表明,理智主义的观点在事实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辩护,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区分。从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能力之知最终能够被还原成一系列命题性知识的组合,这一观点也为能力之知的积累提供了保障。不过,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为了使用方便,保留“能力之知”这一名称是可以接受的。

由生命哲学到康德——张君劢先生道德与知识关系思想的演变

在“科玄论战”时期,由于深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张君劢在道德与知识关系问题上,表现出反理智主义倾向。但他很快由生命哲学回溯康德,运用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二分的理论模式,提出“由新理智以达新道德”的命题,主张道德与知识并重并行。虽然张先生曾试图融贯道德与知识,但由于未能超越康德哲学的理论弊端,所以最终也没有打通道德与知识之间的道路。

认知概率与实践理性

任何知识归因理论都必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知识是否是可错的;以及知识的归因是否应该包含实践理性因素。语境主义选择了可错论和理智主义,但是它既无法解决由可错论所引起的阈值问题和反直觉宣称,又无法对语境的转换机制做出确切地说明。理由-知识原则虽然提出了更加符合我们直觉的反理智主义,但是却选择了不可错论与之相结合。我们关于日常知识的打赌表明,我们的知识并不满足认知概率等于1。并且,将知识视作唯一能够作为行动理由的认知状态,这点也不符合我们对日常行为的评价现象。只有知识-辩护原则和用实践因素定义的可错论相结合,才能够在尊重我们的直觉的同时,最好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