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反电信诈骗技术手段研究

电信诈骗给社会带来巨大利益损失,运营商需要从网络侧研究如何有效地进行反诈工作,而反诈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发现网络中伪造身份的通信行为。本文提出了一套通用的反诈流程,能够有效发现网络中存在的伪造身份通信行为,针对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介绍了相关技术手段和算法。最后,本文介绍了如何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发现网络中的诈骗事件。

基于海量数据分析与远程取证的反电信诈骗平台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安全,给人民和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通过对反诈骗技术的需求分析,介绍了一款集事前打击与事后追踪于一体的反电信诈骗平台,进一步提高了公安机关精准打击电信诈骗的能力.

运营商反电信诈骗技术手段探讨及经济成效

电信诈骗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型的诈骗类型,不仅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并且也会降低群众对于我国的运营商的信任,而运营商需要从网络侧重点开展有效的反诈骗工作,使我国的网络通信技术更为有效的发展,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了解电信诈骗的本质,并建立完整的反诈骗技术框架,使我国的反诈骗技术更为有效的应用。在近年来我国开展电信反诈骗工作后,我国的电信反诈骗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目前我国的诈骗事件发生率下降大约30%,同时经研究调查显示受害者的受骗率降低至2.5%,大部分居民已经有了基本的反诈骗能力和素质。

大学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的行为和效果研究——以杭州21所高校为例

对反电信网络诈骗信息进行宣传是增强高校学生防范诈骗意识和认知的有效手段,提高其学习的行为意愿是直接目的。文章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说服性传播效果理论搭建研究框架,结合现实情况,从信息接触、媒介接触广度、直间接经验、自我认知、服务满意度五个维度出发,以杭州21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找出影响其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效果做出评估。由此得出结论:未接触过反诈宣传信息的大学生的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比接触过的大学生高;媒介接触广度对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直间接经验和服务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自我认知负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并且根据统计得知,杭州高校的学生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工作较为满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银行机构反电信网络诈骗路径分析——基于涉案账户流水

为进一步提升银行反电信诈骗工作水平,有效发挥银行在资金流方面的反诈作用,更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本文对200个样本涉案账户进行分析,思考涉案账户流水特征的背后逻辑,探讨银行机构反电信诈骗的有效途径。

筑牢反电信诈骗“防火墙”

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犯罪活动也向网络空间滋生蔓延。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处置机制的反思与优化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为涉诈资金处置机制的法制化建构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但现行机制存在涉诈资金查控准确性不足、相关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立法适用性不足、现有规范在形式方面位阶较低、规范内容存在缺失。涉诈资金处置措施的设定和实施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冻结资金的返还应遵循民法上的资金权属与返还请求权优先规则。该机制的完善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涉诈资金处置措施启动条件和解除程序,强化权利主体的程序参与和权利保障,构建科学规范的涉诈资金返还规则。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现路径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我国在数字社会中进行前端防控犯罪治理思路的典型转型,其中构建的信息监测共享机制成为政企多方协同治理的范例。该机制授予企业组织一定程度以个人信息工具化利用为特性的用户信息控制权,使得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其结果可能表现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被迫落空。在信息监测机制通体流程解构为“信息实名-信息留存-风险信息识别-风险信息核验-风险信息共享-中止服务”的程序链条中,包括安全义务主体、信息处理目的、信息留存时限都与删除权的权利场景不相协调。其疏解路径应当分别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两法规范体系内进行思考,明确在法理和规范性解释下法定个人信息利用行为对信息删除请求权抗辩的合理性,厘清信息监测共享机制中与义务主体、内容有关的模糊地带,同时对信息留存的时限与方式给予上限性规定,实现两法以个人信息保护为核心的共同意志。

基于时空知识图谱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模型构建方法研究

对于运营商而言,如何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文中将时空维度引入知识图谱技术中,通过时空特性建模、时空数据处理、节点间关系构建等,构建了一种反电信网络诈骗模型,可有效地应用于诈骗电话检测、诈骗网址检测和高危用户预警等场景,以提高运营商的反电信网络诈骗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拓宽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反诈骗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其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因此深入探讨其所引领的安全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识别法律条文中所规定的安全形态,发现《反电诈法》安全理念的具体特征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预防为主为根本理念、多个部门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

网络影视作品的公共传播价值——以首部反电信诈骗网络影视剧为例

在商业化和泛娱乐化盛行的网络影视剧界,中国首部反电信诈骗网络影视剧的开拍,可谓开创了网络影视作品彰显公共传播价值的先河。这一传播倾向,不但为网络影视剧正名并增强和延续其生命力,还能影响整个影视剧界的传播生态和整个社会风气。网络影视剧要想更好地彰显公共传播价值,必须增强人文关怀、注重与公众的互动、鼓励公众参与、立足公益并获得国家扶持。

《反电信诈骗,亮出法治重拳》系列报道之一 反诈专门立法,打响电信网络诈骗攻防战

据不完全统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涉案金额已经超过两万亿人民币,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为筑牢反电信网络诈骗“防火墙”,对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出实招、硬招,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迫在眉睫。

《反电信诈骗,亮出法治重拳》系列报道之二 电信网络诈骗,离我们有多远?

都说世上最远的路,是人心“套路”,而对于那些挖空心思想从你钱包里骗走每一分钱的骗子来说,走进了他们的“套路”,一定会让你目不暇接、啧啧称奇。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领域行刑衔接机制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序衔接是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有效治理的关键。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在规范层面已形成以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党内法规等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规范体系,在实践层面参与主体、移送案件、证据转化等方面的制度运行良好。但该机制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仍然存在行政法与刑法立法衔接不足、行政执法水平难以满足行刑衔接机制的实践要求、行刑衔接机制的信息沟通不畅、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机制的移送监督乏力等运行困境,降低了其应有的治理效能。未来,应采取构建行刑衔接机制的规范体系、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建立健全行刑衔接机制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机制中案件移送的主动监督机制等解决方案,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

反电信诈骗破“套路”再升级

“必须要在3个小时内做完,如果不做的话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前不久,家住深圳龙岗区的邱先生收到一条短信,让他在下午4点到达指定的福田莲花街道做核酸检测。短信的末尾还附有一个链接,要求邱先生按照提示输入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邱先生没有填信息,但他还是来到一处核酸检测点,问民警能不能让他插队做个检测。

《反电信诈骗,亮出法治重拳》系列报道之三 守住群众"钱袋子",并不简单

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有38%的网民表示过去的半年内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其中,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最高,占比22%,遭遇网络诈骗的网民占比16.6%。

《反电信诈骗,亮出法治重拳》系列报道之四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还需要哪些“硬招”?

不论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还是2021年10月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至今,加快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进度,在法治轨道上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